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赖，不过宋太祖与明太祖还担心，戒律写在纸上尚不足以警示万世，所以勒于石上、铸于铁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遗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同为开国君主郑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后世嗣君遵守执行的情况，却是有云泥之别。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当时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嘛，这还不是“不臣之心”么？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才无言以对。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是不够砍的。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则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的，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后，很快就给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也不过二三十年光景。事实上，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大面积、持续性的干预政事，正统朝有王振乱政，挟皇帝亲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竟“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刘瑾权焰尤炽，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获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铸注于铁牌上的政治遗嘱则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宪法”地位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朱明皇帝比赵宋皇帝不成器吗？也不尽然。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原因隐藏在宋明大异其趣的权力结构中。
◎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太祖画像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换成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分权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确是不以为然的，“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敢于公开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显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那个不杀苏轼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神宗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这时副宰相章惇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这岂是后世的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 朱元璋画像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也有懒得打理国政的（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对比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故事，我想说，任何一项制度，必须获得匹配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才可能得以执行。制度规定向右，但如果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么，即使你将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哪怕用钛合金来浇铸字块，也是废话一篇。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我曾写过一篇游戏文字，想象假如一千年前就有诺贝尔奖，会有哪些中国人获奖。其中，我设想：签订“澶渊之盟”的大宋皇帝赵恒与辽国太后萧绰，可以当之无愧的获得十一世纪初叶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还煞有介事地虚拟了一段颁奖词——“澶渊之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和平相处，平等交往，双边贸易。并以缔约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当然，我知道会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些朋友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当时签订盟约的时代背景以及盟约的具体条款就知道了。
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辽朝大军进攻宋境，却在瀛州遭遇宋军顽强抵抗，导致“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又在澶州城下被宋军射杀了先锋大将萧挞凛，失利之下，辽朝方面先有求和之心，“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换言之，宋朝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跟城下之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澶渊之盟也没有屈辱性的条款。根据盟书以及后续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朝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 《景德四图》中的《北寨宴射图》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一、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