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

（13）又谕令两江、安徽、江苏、浙江督抚：“前已指出首恶姓名，何难按籍而稽”？（14）
  可惜的是，现行保甲制度并没有那么理想。长期以来，地方官不能切实奉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户口迁移存殁，以及生计经营每多更易；州县不能数数亲查，稍涉因循，即成故套。（15）故平日之所谓编查保甲，全属虚应故事，或率以具文从事。（16）
  江苏巡抚彰宝也报告说：“外省查拿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并无乡贯住址”，（17）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现有的保甲制度无法解决的。
  又因疑犯供词闪烁，始终无一语确切，而使此类情况更形严重。皇上据各省奏覆，亦察觉就获人犯，供词多半游移，或其初似有端倪，及追究又无影响。如此岂能完局？（18）
  在审讯中，则时而谕令不可徒事刑讯；止当设法研鞫，不必徒事刑求；若急用刑夹致毙，反至无可根究。（19）及至审问多日，并未得一实供，复担心疑犯窥破，愈得逞其狡狯伎俩。令其备受诸刑，或得一二招语？（20）在很多场合，实际都依靠和使用了刑讯。
  在此案中，皇上还使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即指定专人专门负责，特别是那些督抚大员。如在两江即由该省巡抚，在京师则由大学士刘统勋、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等，“经朕责成专办”。不仅如此，皇上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如屡次谕令将罪犯解送（热河）行在，交军机大臣详细研鞫。（21）
  为拿获罪犯，在大吏专责之下，简派妥干员弁，或因首恶要犯不外奸僧，踪迹诡秘，所称法名俗籍，不足尽凭，甚至随口改捏，令于城外城内及市集村乡，凡有庵观寺院之处，一体留心访查（京师）；（22）或遴选兵役，悬立重赏，责令于坊店寺院食顿住宿之地，分头踩稽，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加盘问，露出诡秘形迹，立即搜查（直隶）；（23）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先在城乡市镇，次及深山僻壤，一切庙宇歇店，并江岸海淀，严密访查（浙江）。（24）并屡经降旨各督抚，一有情况，即六百里驰驿速奏。
  由此看来，在“叫魂”一类案件里显示出来的，正是意欲实现国家的“中央集权”和从上到下的“政治一元化”。尽管这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意图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现代化”，（25）许多相关的事例也表明，她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的代表。
  这样的事，无论在康熙朝，还是雍正朝，可以说都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今上已超越了皇祖、皇考。可惜的是，有一个想法与实现这一想法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何况他的目标也不是那么明确的呢！
  几个月后，割辫案已经从山东、江苏、浙江，扩大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蔓延到了热河、山西等地，每省都发现了数件到十几件不等。被捕者多系“奸徒”、“无赖”，所供不足凭信，而真犯却一无所获。事后发现，他们也有几分可原之情，因为这些都不外刑求的结果。皇上虽曾降旨询问：山东如何设法成招？巡抚富尼汉覆奏：并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及至解京后，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发现外省所取供词，皆系承审官刑逼妄供，而各犯身受刑伤种种，现在尚未平复。（26）其中僧人普阔本非割辫正犯，而系湖北黄冈县用刑逼认。（27）浙江拿获僧人明远，曾令跪铁链三日，轮番审问两天两夜，不许打盹，随后毙命狱中。（28）
  特别严重的是，山东省最早抓获的两个案犯，蔡廷章和靳贯子，不但指证的为首要犯（浙江、江南僧人吴元、玉石），是因刑妄供，更可怕的是，他们本人根本就没有割过辫子！（29）这就是严重的误导皇上了。如此下去，还会有多少人被牵连无辜？（30）
  因此到九月下旬，皇上从热河回到北京，即出人意料地颁布谕旨：
  偷割发辫一事，朕命提犯解京质讯，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步军统领衙门详悉研鞫，则供词多涉游移，并有畏刑屈指者。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毋庸查办。（31）
  虽然此案前后并未妄杀一个疑犯，但在皇上看来，江浙两省养痈遗患之督抚有司，却不可不明示惩创。著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前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西巡抚永德等，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富尼汉、湖北巡抚程焘滥加刑拷，累及无辜，分别以布政使降补；所有江浙承办缉犯旋告旋释之州县等官，均着交与该督抚逐一查明，请旨革职。（32）次年，因与叫魂案同期的另一个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33）这确像是一场“政治运动”了。
  叫魂一案为什么竟然如此不了了之，皇上又为什么如此果决，下旨“毋庸查办”？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他对地方大吏大肆施压，层层加码，或则刻薄训斥，如同一个鹰瞵虎视的检察官，如此一来，这都成为他的个人杰作，也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34）他或许有许多理由这样来做，但对于那些督抚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地方情况，和皇上所面对的各省，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地域的大小不同而已。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名义上归自己统辖的地区，这就是面对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如何治理的古老问题。使用一竿子插到底的一元化措施，或期望实行中央集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却绝非易易。
  皇上是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不能就认为是“虚”的），可惜他正处于“古代”与“现代”的交替之间。相应的建设还跟不上来，外省吏治的状况也无法根本改变，皇上的“现代化”努力，也只好到此为止了。有谁想过，经历了这样的“落差”，他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但皇上成见已深，他的恼怒也无可厚非。（35）怪罪各级官员“奉行不善”，至少从乾隆十三年以来，已经近于一种思维定式。这也终于成为自那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整肃。
  皇上是不是在故意利用这次“叫魂危机”，使用一种“酷似今日的‘政治运动’”的手法，来整饬官僚，与他们作斗争？（36）其实，地方官员恐怕并不是要和皇上争夺什么“控制权”（如所谓“操纵通讯体系”等），相反，他们的行为，在皇上面前，是远为被动的，尽管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反行为”。
  所谓官员的“反行为”（或曰“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37）或“臣拘泥糊涂，以致屡廑宸衷，罪无可逭”，（38）高帽子戴足（哪怕是对皇上的突发异想、小题大做）；其二，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同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一般；（39）其三，则要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或以为他日地步，如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40）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了。
  在孔飞力看来，类似的行为都可以称为“官僚的抵制”，它是谨慎而广泛的，有着几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如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以及揣摩、迎合，等等。（41）
  这就是一种“官场文化”。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叫它“上下相朦”，或把它称为一场君臣斗智，也未始没有几分道理。说起来，在这样一个王朝，说“专制”，可能还“专制”不起来呢。往往在上下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有弹性的“网”，“遁而无形”，使其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在这方面，一个地方大员如果不能掌握几手，恐怕连自保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其他了。另一方面，面对官员的这些“表面文章”，是不能盲目照字面理解的，至少，皇上就不相信那套。与历朝对吏胥的警戒不同，清代对有品秩的官员如此之不信任，恐怕也是空前的了。
  回到本题上来，不难看到，这运动的目标有几分早已迷失。七月间，皇上曾经问道：
  此案根由，甚为叵测……究其买辫何用，又不肯供吐实情；看来造桥之说，既属荒唐不经，而被割辫尖之人，多有将辫根全行剃去……
  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