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

此系朕失检点处，或督抚等即借此名色，向属员勒索，亦未可定。现在此事已过，不可不严行饬禁。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即他生日这天，皇上写了《御制古稀说》，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纔得六人。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皇上于避暑山庄著《知过论》一文，对吏治日渐败坏之源有所反省：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秕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明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且凡兴工作皆弗用国帑，惟以关税赢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悦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既知过矣，欲改矣。（9）
  21．水利工程
  第五次南巡标榜的就是阅视清口和浙省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以江南陶庄新建河神庙成，上亲制碑记，文曰：陶庄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盖始自宋时南徙，历元及明，不知其几何年矣。于是有黄水倒漾之患，于是有藉清敌黄之说。然而清水常弱，黄水常胜，虽劼劬补苴，终不能得其要领，而倒漾自若也。惟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首见及于此。康熙己卯岁南巡时，即命开陶庄引河，俾远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诚釜底抽薪之计也。其后庚辰、辛巳岁，壬辰、甲午岁，以及雍正庚戌岁，历代河臣，屡挑屡淤，于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论。逮乾隆己未岁，予命大学士鄂尔泰视河，仍持开引河之议，而河臣、河员率以为难行。高斌向称为善治河者，亦以为功不易就。于是引河之事更罢，而无有言及者矣。然予以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适昨岁东巡，苏州抚臣萨载来觐，与之谈及河务，以为陶庄引河，则必宜开，而未敢必也。及萨载之任，与督臣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复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议既定，乃于去岁九月十六日兴工。以今岁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长之候，放流入新河，而旧河筑拦黄坝以御之。既放之后，新河顺轨安流，直抵周家庄，始会清东下，去清口较昔远五里，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逮今乾隆丁酉，历七十余岁，屡举而未成，及一举而遂成者，岂非时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总赖天助神相之所致耶。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实昼夜在心。默叩祷谢。无可言喻。
  自古以来，淮河独流入海，宋以后，黄河南侵入淮，淮河下游河道遂为黄水所夺。而清口处于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北联黄河，东通大海。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连年泛滥，决口频繁，黄河之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河河堤，造成黄、淮、湖、运连成一片汪洋，人民田园庐舍变成泽国，同时运堤崩溃，漕运受阻。因此，治河、导淮、济运三种方略皆集中于淮安府清口一隅之地。所以圣祖皇帝亲政之后，把“三藩”和“河务”、“漕运”并列为国朝的三件大事。他一生六次南巡，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亲临视察，皇帝从此取代河督，坐上了全权指挥者的位置，亲自指授河工事宜。（10）这，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里的一件大事。所以上谕中说：“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皇帝之所以能这样，首靠的就是亲临其地。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河决，四十五年二月，黄河仪封决口合龙。前后历时二十个月之久，陆续调发帑银五百余万两。皇上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筑工程，并多次召见参与其事之直隶总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询问工程情况，解决疑难，指示机宜。（11）
  所以这次南巡亲临，上谕：或因今年春间。朕亲谒陶庄神祠。吁祷祈佑。仪封漫口。即于次日合龙。因此朕心稍慰。（12）
  但祸不旋踵，乾隆四十六年夏，河决仪封，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其余经山东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十一月，朝廷上展开了一次关于是否让黄河回归故道的重大讨论。上谕：嵇璜面奏令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朕揣度形势，早知其事势难行。无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阅数百年。即以现在青龙岗漫口情形而论，其泛溢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阳、昭阳等湖汇流南下，归入正河者，仍有八分。岂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势之显而易见者。从前孙嘉淦亦曾有此议，究以形势隔碍难行，其说遂寝。今嵇璜复有此奏，兹据阿桂等覆奏，俱称揣时度势，断不能行，其词若合一辙。谅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为此奏。但嵇璜尚素为熟悉河务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语，亦必中有所见。即使其事难行，而其言为要工起见，究属因公。且治河之策，本应集思广益，正不妨博采周谘，以期询谋佥同，折中至当。著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协会议具奏。（13）
  几天以后，又谕：给事中李廷钦条奏，请仍疏大清河入海故道，俾得二分北流，稍叙全河之势等因一折。此奏甚谬，朕屡次南巡，阅视河工，最为熟悉，尚不敢轻言能治河也。（14）其议遂寝。
  其实，黄河回归故道并非是不可能的，就在几十年后的咸丰年间，黄河决口改向北行，从直隶入海，直至于今。返观二百余年前的这场争论，亦不能不对当日政府干预的意向和力度，有所感慨。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漫口合龙，全黄复归故道。开销工料银两达近一千万两以上。据昭梿估算，整个乾隆朝用于河工、海塘的帑金“以亿万计”。（15）
  22．贪纵案件
  在第五次南巡途中，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皇上发出了查办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命令。原因是他听到了关于李侍尧劣迹的私下议论。
  李侍尧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乾隆元年，李始为荫生，乾隆二十二年代理两广总督。他以精明强干赢得皇帝的器重，据《啸亭杂录》：“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16）乾隆三十八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的李侍尧，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被抬入汉军镶黄旗，升至上三旗。
  主持这次查办的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珅，是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于乾隆三十七年得到三等侍卫的空缺，乾隆四十年得遇皇上。半年之内就被授为副都统、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务府总管大臣。从天而降的审讯，令李侍尧猝不及防，只得如实招供，经核实，李侍尧共勒索收受属下银35000两，这只是他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另据调查，由于他婪索属员，滇省吏治废坏，各府州县多有亏空。按照惯例，这足以置其于死地了。（17）皇上也说：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踰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
  可是和珅对李侍尧拟处的上报是仅仅是斩监候、籍没家产；主张按例从严处置的大学士、九卿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没有想到皇上并不想处死李侍尧，故传谕各省督抚，对两种意见各抒己见。督抚多附和大学士九卿之议，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明确表态，按和珅原拟结案，对“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的李侍尧，“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皇上遂就此议决定“罪拟惟轻”，“不为已甚”，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如此破例之举，致使外间议论纷纷。据来华朝鲜使臣称：查抄李侍尧家产“有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