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

盖藩镇进贡，有九种物则每以三种还给。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故皇帝心欲宥之”。（18）
  李侍尧在判处斩候不及半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因此得到特赦，以三品顶戴赴兰州办理军务，未几被任命为代理陕甘总督。此后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事过程中又担任了浙闽总督、督办台湾军务，并因功而图形紫光阁。
  据史书记载，此案为和珅借机倾覆与己有怨的李侍尧。从此，不管真情如何，有太多的事情都与和珅有了关联。（19）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似乎也是出于偶然，王亶望案发。
  四十六年初，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朝廷先后派和珅、阿桂带兵前往。二人在进入甘肃省境内后，因“大雨竟夜”，以致延误行期。皇上一览此奏，便对“该省向来年年报旱”心生疑虑，当即传谕对该省实施捐监以及以捐监粮赈灾一事“仔细访查”。
  先是，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地瘠民贫”请求实施捐监（捐本色粮四十石即予以国子监监生名分），为此，皇上特派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任布政使办理捐监。此后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甘肃年年报灾（旱灾），以赈灾的名义，消耗掉账面上的捐监粮共计七百三十万石。皇上在乾隆四十四年的一首诗中，就写有“民贫地瘠是甘凉，加赈年年例如常”之句，足以反映出迭年报灾、赈灾的奏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料所谓捐监粮纯系骗局，从一开始就违背“准令本色报捐”的谕令，私自改征折色（银两），捐银五十两予一监生名分，累计收银一千万两以上。主持捐监的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等人捏造灾情上报，“将被灾分数，酬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下串通一起”，侵吞捐监银一千万两左右，该省官员共有一百零二人陷入此案。是以皇上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特别是，王亶望偏偏在皇上最为“自诩”的粮政荒政领域犯案，真是犯了大忌。
  经阿桂、李侍尧审理，甘肃全省官员从总督勒尔谨到主持捐监之王亶望、蒋全迪、王廷赞（案发时任布政使）及全省州、县、厅的所有官员全都有所染指。据原迪道知州陈常交代，他在主持赈灾时，多报二万三千两，其中王亶望得银一万二千两，蒋全迪得银一万两。而平番知县何汝南在办赈时，多报五万两，“前后被总督勒尔谨派买物件用银六千两，王亶望索过银一万八千两，蒋全迪索过银五千两。”
  在此案中，侵吞银两最多的是已升任浙江省巡抚的王亶望，王亶望家产达三百万两以上（尚不包括未估价的字画、古玩），据他自己讲，其中有一半是侵贪所得。而在州县官员中，最多的达十万两左右。按照当时的律文，贪污一千两就该处死，但在此案处理中皇帝已把斩立决的标准提高到两万两，即使如此，被处死的贪官仍有五十六人之多。虽然陕甘总督勒尔谨并未直接侵吞赈灾银，但收受属下所买物品且数额巨大，故同王亶望、王廷赞一起被判处死刑。上谕：从前各案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即正典刑，著即处斩。
  此案的严重性在于：一是全省上下通同作弊，“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在清代还是第一次；二是“内外大臣，皆知情不举”，以至“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都向皇帝封锁消息；三是各级官吏视库府为私囊，任意侵吞，以至该省各州县亏空银八十八万余两，亏空库粮七十四万多石。
  上谕：近年侵贪案件屡经败露，岂水濡民玩，遂致侥幸身试，愍不畏法者多耶？同期又谕：甘肃各官，上下通同一气，目无法纪，至于如此。虽王亶望一人之作俑，而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朕竟不能以诚感众，实为惭懑！不知众人以为何如？
  查抄王亶望还留下一个插曲及一个余波，插曲便是王亶望的一位色艺俱佳的宠妾落入和珅之手；余波则是王亶望的家产竟被撤换，以至又引发查抄陈辉祖的轩然大波。
  原来，浙闽总督陈辉祖利用负责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机会以银易金，并把一些名贵字画、古玩据为己有，他哪会料到皇帝对王亶望收藏的字画、古玩竟了如指掌，以致弄巧成拙，引火烧身。
  乾隆四十七年初，王亶望家产解京，皇上查验古玩字画时，发现他以前进贡物品被退回的部分（进三退一所退回者），均已不见，按照规定退回的进贡品是不能挪作他用的，更令皇上感到惊诧的是解京的字画、古玩“多系不堪入目之物”，断定其中“显有抽换隐匿情弊”。于是令和珅把抄家底册与进呈册一一对照，经检查发现底册内所开列的金叶、金条、金锭共4748两在进呈中消失了，进呈册中却只有白银73594两，按照金银15∶1的比价，此项银两与金折价大体相当（当时的比价一般维持在20∶1）。底册内所列玉山子、玉瓶等件在进呈册中均没提到，但进呈册中又多出朝珠、玉器等件，为底册所无。这批东西竟然都被陈辉祖偷换了。
  上谕：“陈辉祖上年办理塘工颇为出力”，“所犯情节与王亶望之捏灾冒赈侵帑殃民者，究有所不同；即较国泰之代父赎罪为名，公然勒派属员，以致通省州县俱有亏空者亦尚有间。《传》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一盗臣耳！其罪在身为总督置地方要务于不办，以至诸事废弛，种种贻误。而侵盗者止系入官之物，不过无耻贪利，罔顾大体，究非朘克小民以致贻误地方吏治者可比。”因此决定把陈的“即行正法”改为“斩监候”。
  这一处理却要比甘肃冒赈案严厉得多，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吞银万两以上才处死刑，按此标准，侵吞一千数百两的陈辉祖是可以幸免一死的。但抽换抄家物品直接触犯了皇帝的利益，所以才不肯从轻发落，对他的“斩监候”不可能像对李侍尧那样监而不斩。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赐陈辉祖自裁，在皇上看来，让其落个全尸，已经体现从宽发落的旨意了。
  查抄家产籍没入官，反映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这一措施并非乾隆一朝所独创，但在这一时期抄家之盛确令人咋舌。一般说只有谋反大逆才处以籍没家产的惩罚，然而在乾隆朝，其应用却要广泛得多，带有了很大的随意性。（20）
  事后谕令闽浙总督富勒浑等查办浙省仓库亏空，如有亏短情弊，即据实禀明，酌分年限，速行弥补全完。此乃朕格外施恩，不欲更兴大狱。富勒浑旋以访查浙、闽两省亏空，发现其仓谷一项，各州县俱未能足额具奏。
  发生在上述两个案件之间的，还有山东国泰案，这是和珅参予处理的第三个大案，旧日史书（如《郎潜纪闻》、《履园丛话》、《清朝野史大观》等）多认为和珅是国泰的包庇者，其实不然。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题升调补，多索贿赂”，“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四川总督文缓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三十八年，已调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庇护纵子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很快升为巡抚。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文绶因庇护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则明目张胆勒索属下，代父交纳赎罪银两。
  于易简系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宦门，但生性懦弱，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于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是司空见惯。
  对于国泰的“性情乖张”，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阿桂、云贵总督福康安、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弥其事”，却被皇帝拒绝。因屡闻“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不能得属员之心”，“恐其有不法款迹”，遂于四十六年正月，“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则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签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并说“吕尔昌与国泰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事”。于氏何以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泰紧紧连在一起？或许满汉关系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大凡汉官在同满官相处时，一般都会退避三舍。而且正是由于国泰的提携，担任济南知府的于易简得以升任山东布政使。在于敏中去世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国泰与于易简又都嗜好昆曲，有时还一起粉墨登场。
  为此皇上愤怒地指斥说：于易简乃竟敢于朕前饰词容隐，朋比袒护，其居心实不可问！外省藩臬两司，俱有奏事之责，遇有督抚不公不法之事，原准其飞章上达，况经朕之觌面询问乎？若外省尽如于易简之欺罔，则督抚藩臬，上下联为一气，又将何事不为？
  和珅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查得历城县库项银数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