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

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三千余石。（21）据说和珅等一行方从京城出发，国泰“闻有钦差赴德州一带公干之信”，即同于易简商议：“历城现有亏空，府里我有买办物件余有银两，叫他挪动，暂时顶补便了。”所说即其平时抑勒各府、州、县官帮助派买物件，勒索属员之银两。上谕：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
  甘肃冒赈案使得该省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换班，地方机构一度陷于瘫痪。显而易见，皇帝并不想把山东当做第二个甘肃。因此他一再强调：东省各州县被上司抑勒需索，原与甘省之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有间。此朕之不为已甚之心。著详查妥办，酬量轻重，予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
  经和珅、刘墉详查，山东省各州县亏空银两累计达二百万，造成该省亏空如此严重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除国泰勒索外，还有承办差务、公益事业及境内军需费用得不到奏销等原因。最突出的就是镇压王伦起事及修浚河道。据继任巡抚明兴奏：东省积习相沿，竟有“原装原卸”之说，是以只望得缺到手，无论亏短盈千累万，一力担承。及至接印任事，以盈余为本分应得之财，不知餍足，以短少为前任亏挪之数，付之漠然。设或后任不肯接收，即直禀上司，以为前任亏缺，本有此数，与己毫不相干，上司亦因平日与之交结夤缘，碍难查办，仍复勒交后任辗转蔓延，以致迄无底止。（22）
  然而皇帝却不肯接受承办军需之说，而认为，“总之东省亏空皆由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其事！”
  尽管于易简并未勒索属下，然而当最终量刑时，却同国泰一样被赐令自尽。
  御史钱沣在参科国泰时曾奏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为此明发谕旨，告诫各督抚不得以进贡为能事：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人养廉原属优厚，赡给身家及延请幕宾支用外，其赢余备物申悃，固所不禁，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矣。督抚中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较他人为优，然李侍尧之久任总督，实因其才堪任事，国泰虽平日用心贡献，及得罪亦不能邀恩幸免。各省督抚惟当正己率属，若专以进献为能事，已非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况又借名以为肥身之计，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层层朘剥，闾阎生计尚可问乎？且督抚呈进方物，原以廉俸有余，借抒忱悃，若仍辗转取之民间，朕又何难明加赋敛，而必假手于督抚？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御史郑澂再次奏请饬禁进贡珠玉宝玩，曰：任土作贡，所以联上下之情，备赏赉之用，非有所利于其间也。况各督抚养廉至为优厚，果其出赀献纳，何至派累侵挪？乃不意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橐，求索无厌，贿赂公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今蒙皇上洞烛其奸，禁呈金器，但兼金之价，不过二十换上下而止，有无过费，其数易稽，而珠玉宝玩之属，为价无定，均宜假托营私，请一律饬禁。倘有配入贡品者，论以违制之罪。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23）
  四十八年正月，谕：御史秦清奏请严禁外省馈送，以清亏空一折，初看似谠言，细按之乃摭拾浮词，无指实之事。外省属员逢迎馈送，例禁本当严，而犯者、朕亦未尝姑息宽宥。近如陈辉祖贪纵营私，业已审明治罪。又何藉该御史之敷陈？如果有闻见，理应据实纠参，何得空言塞责，徒博献纳之名，而无实济乎？该御史既为此奏，意中必有所闻。除陈辉祖、国泰、王亶望之犯罪正法者，著将现在各省内馈送者何人，受馈者何人，亏空者又有何处，逐一据实指出，明白覆奏。朕不难严查重办，以示惩儆。若影射含糊，徒争口舌，此即明朝陋习，必当防其渐，而不可使启门户吓诈之端。
  据研究，乾隆中期以后，进贡几乎成了败坏吏治的最大公害。但终乾隆一朝，未能禁止督抚贡献。（24）
  上述案件还牵扯到了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之孙于德裕讦告堂叔于时和自于敏中殁后，挟制家产，于本年三月拥赀回籍。谕令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于查办中，判定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欲保全其名节，谕示办案大臣：大学士于敏中所遗财产，若生前营私不法之事已败露，即将伊正法，查抄入官。（25）
  御史钱沣曾称甘肃贪污大案“作俑由于藩司，而纵之使成者总督。非有王亶望，则蒋全迪、程栋等无所于逞；非勒尔锦，则虽有王亶望亦莫之能为，凡诸弊端实缘大吏负恩所致”。但在皇上看来，其间于敏中罪过更大，四十七年十月谕：乾隆三十九年该省覆奏请开捐，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
  此外还有一个大案，即郝硕案，也是在南巡途中偶然发现的。那是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在途经江西时，皇上召见了江西巡抚郝硕，他在回答皇帝询问时，“于地方事务一无建白，其属员贤否亦仅于询及时登答塞责，无所可否”。遂传谕两江总督萨载，令其对郝硕的业绩、操守进行调查，这一查，便查出郝硕勒派属员银数万两的严重问题。
  据奏，郝硕前因进京陛见短少盘费，（26）又因有应交海塘公项，（27）屡次向各司道及各府州县等勒派银两。其各府厅州县“有因公在省者即自行呈送，有一府之中，或府或县一员在省，即回去告知所属各府州就现任人员视其力量，或缺分大小酌量分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共计银三万零四百两。上年有应交浙省海塘银五万两，以力不能完，谕令首府黄良栋告知各府帮捐，嗣各府州县量力呈送，自数百两至一千两不等，共银三万八千五百两”，累计六万余两。
  郝硕勒索属下，正值国泰在山东勒索属下败露之后，是明知故犯，顶风作案。不仅反映出乾隆后期吏治败坏的严重，也揭示出督抚互劾以及御史风闻言事等弹劾功能的萎缩。在皇上看来，郝硕对地方的治理比不上国泰，其对属下的勒索却与国泰相同，因而令其自尽也算是从宽发落了。（28）
  王亶望案、国泰案、陈辉祖案、郝硕案，构成了乾隆后期皇上常常谈起的几个大案，也是乾隆一朝最严重的贪纵案件，它们已经不完全属于所谓“经济案件”，而暴露出背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23．搜书
  正当西南硝烟弥漫之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上忽然下令搜辑古今群书。谕：朕稽古右文，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第念书籍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唯因类取裁，不能悉载全文。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
  搜集的范围，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及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或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祇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29）其重心则在性理、经世，及近时兴起的考据学，等等。
  所谓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是指乾隆六年正月，命各省督抚学政采访遗编。谕：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30）
  迨乾隆三十七年，下诏数月，应者寥寥。三十九年八月谕军机大臣等：
  朕断不肯因访求遗籍，于书中寻摘瑕疵，及收藏之人，若仍前疑畏，不肯尽出所藏，将来或别露违碍之书，则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转大。
  朕办事光明正大，各督抚皆所深知，岂尚不能见信于天下。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营销毁。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