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所有演讲均由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到北京后，“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蒋梦麟、范源濂等在北海静心斋欢迎泰戈尔，胡适、陈普贤、秦墨哂等四十余人陪。梁致词：‘中、印为文化上亲属，阔别千余年，今重聚，喜可知。今先代表少数人致欢迎意，明后日为多数青年介绍中、印学识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1017页）果然，隔了两天，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徐志摩年谱》引吴咏《天坛史话》：“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学界为他开祝寿会，周作人有一篇《太戈尔的生日》写道：“顶有名的一回是太戈尔的生日吧，大家给他演短剧《契忒拉》，徐志摩与林徽音（因）都是重要的演员，那时梁任公主席，胡适之英语致词。”（同上，46页）这时的徐志摩可以说是无限风光了，心情好得不得了。他与陆小曼认识，大约也在那个时候。那天，梁启超也是致了词的，他开门见山就说：“泰谷尔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做Soosim。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他的自由生活？他要求我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还说他原名上一个字Rab是太阳的意思，下一个字Indra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的两个字。我当时不过信口答应罢了，过两天他又催我，还说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着这可爱的新名。我想印度人从前呼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曀雰霿的状态中砉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泰谷尔原名正含这两种意义，把他意译成‘震旦’两字，再好没有了。又从前自汉至晋的西来古德都有中国名，大率以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从安息来便姓安，支娄迦识从月支来便姓支，其间从天竺—即印度来的便姓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都是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日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圣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挚极喜悦的情绪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曰竺震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47～48页）
  但是，泰戈尔到中国来所得到的也不全是鲜花和笑脸，他也遭到了来自激进的青年和党派的攻击与谩骂。4月18日，陈独秀就有《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第27期上。他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提到此次来华的宗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指出他要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于是他说：“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455～456页）
  批评他的还有很多人，大家恐怕还没有忘记张君劢与丁文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而他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所谓“玄学”一派的。这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心情，也影响到他的身体，毕竟他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所以，5月12日他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后，便谢绝了此后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人的，一概撤销，不再发言。他被安排到北京城外静养去了。但就在那天的讲演会上，愤愤不平的徐志摩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希望大家善意地理解泰戈尔，不要向他泼污水。他说：“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他指责那些写文章批评泰戈尔的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连？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徐志摩全集》第一卷，443～445页）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
  不久，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与梁思成也结伴赴美留学，梁启超更经历了夫人李蕙仙的逝世，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了万分，“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13页）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梁启超还以一种审美的心态，以对联集句自娱。他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同上，114～115页）
  与陆小曼相恋，接手《晨报》副刊
  看来，真懂得徐志摩的，还是他的老师梁启超。这时的徐志摩又陷入了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王赓（字受庆）也是梁启超的门生，1911年清华学校毕业保送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此后转入西点军校，学成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曾以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他与陆小曼1922年结婚，不久就任哈尔滨警察局局长。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很快离开王赓回北京娘家居住。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陆小曼进入了徐志摩的视野，他们很快就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一个是离婚不久的鳏夫，一个是家有丈夫的妻子，又都是社会名流，名媛淑女与海归才子的绯闻，在八九十年前的北京，一旦传开，就是爆炸性的。很快，徐志摩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有人因此建议他出国去避避风头。
  恰好泰戈尔来信约他去欧洲见面。路费有一部分还是梁启超帮助筹措的。徐志摩3月10日启程，在欧洲漫游数月，也未等到泰戈尔。“八月（徐志摩自己说七月）陆小曼病电催返国”，他便回来了。（《徐志摩：年谱与评述》，55页）他既要在北京陪陆小曼，不能不找点儿事做。除了在北大兼课，他还接受《晨报》社陈博生和黄子美的邀请，自10月1日起接手办《晨报副刊》。他有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记此事甚详，也检讨了回国几年来的精神面貌，他说：我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想办《理想月刊》，随后有了“新月社”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没有办成的大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倒是为我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我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我“脚跟无线如蓬转”，我自己也老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说也惭愧。我认识陈博生，因此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我去办副刊，我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没奈何的勾当，一个月来一回比较还可以支持，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去路！我当然不听。三月间我要到欧洲去，一班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内中顶蛮横不讲理的是陈博生和黄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贿，我说你们放我走我回来替你们办副刊，他们果然上了当立刻取销（消）了他们的蛮横，并且还请我吃饭饯行。其实我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我办日报，我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也就两开不是？七月间我回来了，他们逼着我要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了，真像是讨债。有一天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我办副刊，说我不配，像我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也就完事一宗；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我办副刊并且副刊这办法根本就要不得，早几年许是一种投机，现在可早该取销（消）了。那晚陈通伯（源）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他倒说话了，他说得俏皮，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我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个；但为要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他倒换了意见，反而赞成我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他话是俏皮可是太恭维我了；倒像我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无结果。后来博生再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我，他说你还不是成天想办报，但假如你另起炉灶的话，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