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第一件事你就得准备贴钱，对不对？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你来我们有薪水给你，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我不能不打算了；但我一想起每天出一张的办法还是脑袋发胀，我说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其实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这来我可被他抓住了，他立即说好，那我们就为你特别想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式（适）了。我再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这样的恳切。过一天他又来疏通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我说那我只能在字数里做申缩，我想尽我能力的限度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的话，那我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多少不是好歹的标准不是？他说那就随你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34～135页）
  《晨报》何以非徐志摩不可？除了他与陈博生、黄子美是老朋友，自然也因为他人缘好，有不一般的人脉资源。他接手《晨报副刊》之后，赵元任、张奚若、姚茫父、余越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金甫、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鎛、鲍廷蔚、宗白华等，都成为《晨报副刊》的潜在作者，其中有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常客，发表过很多文章，渊源是很深的。当然，这里更少不了他的先生梁启超，“梁任公先生那杆长江大河的笔是永远流不尽的，我们这小报也还得占光他的润泽”。（同上，137～138页）
  实际上，《晨报》既脱胎于《晨钟报》，从一创刊，它就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自然责无旁贷，他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在《晨报》发表的。不久，徐志摩便向梁启超发出了约稿函。这年秋天，梁启超一直处在繁忙和焦虑之中。新学年开始，他在清华学校承担了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等课程；国内的时局也让他忧心忡忡，蒋百里、丁文江等门生后辈都牵扯在里面，他也很不放心；家里为梁夫人葬礼的事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给徐志摩的回函上来就说：“你问我要稿子，我实在没有时候应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83页）为了不让弟子失望，他把自己在清华学校关于“印度之佛教”的讲义给了他，请他斟酌，还说：“若以为不可登，或者抽下来腾出副刊的空白纸实行你‘翻印红楼梦’那话，我倒是极端赞成。”（同上，984页）
  所谓“翻印红楼梦”，是徐志摩无意中重复发表沈从文《市集》一文被一些读者挑眼时的调侃。一位署名“小兵”的人劝他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徐志摩于是告诉他，下回再没有好稿子，他准备翻印《红楼梦》。梁启超提到这句话，也是一种幽默。尽管如此，徐志摩还是很感动。他不仅把梁启超的来信全文照发，还写了比原信还长的《梁启超来函》附志，称赞梁启超能把佛教的奥义讲得通俗明白易懂。他还提到1922年冬天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时的情景，他说：“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一来是欧阳先生的乡音进入我的耳内其实比七弦琴的琴音不相上下，二来这黎明即起的办法在我是生命的革命，我终于听不满三两次拿着几卷讲义也就算完事一宗。梁先生（那时梁先生也在南京讲学）也听欧阳先生的讲。我怀疑我们能在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学生里寻出比他更勤慎，更恭敬，更高兴的学生！是的，不止是勤慎，不止是恭敬，梁先生做学问，就比他谈天或打麻雀一样，有的是不可压迫的真兴会：这是梁先生学问成功—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秘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71～272页）
  徐志摩把《晨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与陆小曼的婚事要想有结果却还须克服相当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刘海粟帮了他的大忙，陆家接受徐志摩，王赓痛快答应与陆小曼离婚，刘海粟都是用了心思的。这时，徐的父亲申如老先生尚未开尊口，他要见到张幼仪，得到儿媳妇的明确态度，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儿子与陆小曼结婚。张幼仪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她说：我从娘家去见老爷和老太太，他们住在上海一家旅馆的套房里。走进起居间的时候，我深深一鞠躬，向他们问好，然后对徐志摩点了一下头。他坐在起居间那一头的一张沙发上。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只大玉戒，色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绿的。这种翠玉叫做“勒马玉”（stophorsejade）。据说古时候有个王子曾用他的玉戒指着一匹向自己猛冲的马而救了自己一命；那匹马一看到那鲜绿的颜色，以为是草，就立刻低下头来盯着瞧。
  “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老爷打破教人紧张的沉默气氛，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啦，老爷和老太太早知道这回事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写什么或是徐志摩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要亲耳听我承认。
  “是啊。”我尽量用平和中庸的语气说。
  徐志摩这时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声音，身子在椅子里往前一欠。老爷听了我的回答，显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差点难过起来。
  老爷问我：“那你反不反对他同陆小曼结婚？”我注意到他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这字眼，可见他已经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摇摇头说：“不反对。”老爷把头一别，一副对我失望的样子。从他的反应来判断，我猜他一直把我当做说服徐志摩痛改前非的最后一线希望。（《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169页）
  证婚人训诫新郎官
  徐志摩的难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只是这回是在画舫斋。金岳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徐志摩与陆小蔓（曼）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婚人。那时候我本来就穿西服，但是，不行，我非穿长袍马褂不可。我不知道徐志摩的衣服是从那里搞来的，我的长袍马褂是从陆小蔓（曼）的父亲那里借来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83页）
  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这是徐志摩的父亲所坚持的。婚礼第二天，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讲述了婚礼上的情形。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赓）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因）、思忠们看看。（《梁启超年谱长编》，1094～1095页）
  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
  可以想见，此时此刻，梁启超的心情仍未平复。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到清华园向梁启超表达谢意，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也在座，梁启超把昨天在婚礼上发表的那篇训词，托蒋复璁裱成手卷交徐志摩保存，希望他能时时以此提醒自己。那篇训词的全文如下：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你们自己感受不少的痛苦！社会上对于你们还惹下不少的误解。这些痛苦和误解，当然有多半是别人给你们的；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别人给你们的，当然你们管不着；事过境迁之后，也可以无容再管。但是倘使有一部分是由你们自招吗（呢）？那，你们从今以后，真要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如何把苦痛根芽，划除净尽，免得过去的创痕，遇着机会，便为变态的再发，如何使社会上对我们误解的人，得着反证，知道从前的误解，真是误解。我想这一番工作，在今后你们的全生命中，很是必要。这种工作，全靠你们自己，任何相爱的人，都不能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