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丁文江年谱》，333页）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与梁启超是朋友，他的弟弟孙宝瑄此时已不在人世，信中提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忘山庐日记》。其中1907年5月20日记载：“饮冰梁氏，奔走海外十年，其言论思想，屡腾诸报纸。人有讥其宗旨累变，所谓种界也，保皇也，共和也，立宪也，开明专制也。始谈革命，继又日与革命党宣战。始谈公德，继又提倡私德。综其前后所言，自相反对者，不知凡几，岂非一反覆之小人乎？忘山居士闻而笑曰：不然。饮冰者，吾诚不知其为何如人，然据是以定其为小人，言者之过也。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为君子。盖小人知反覆也，因风气势利知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忘山庐日记》下册，1043页）
  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反覆”“善变”也早有认识。他早年写作《饮冰室自由书》，就有一篇《善变之豪杰》，主张在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其方法可以随时与境而变。后来他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也有一番感慨：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
  梁启超的变与所以变在这里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他在晚年与学生们谈到变与不变，分分合合，不认为是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而是其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所决定的。他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追忆梁启超》，418页）这不是梁启超自夸，考察其一生经历，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陈寅恪于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指出：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寒柳堂集》，166页）
  梁漱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梁启超书法：忍辱精进负荷众生。这八个字表达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任公先生是有血性的热肠人，其引用庄子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很恰当。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以视康有为、杨度辈悍然作恶者，自有可原恕。（《追忆梁启超》，265页）
  梁启超身后评价之难，固然与其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关，这恐怕正是徐志摩精心策划的《新月》纪念专号最终夭折的原因之一。胡适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怕也反射出其内心的矛盾。他在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然而他也看到：“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同上，433～435页）
  寂寞身后事
  胡适这样说固然有他的道理，而梁启超身后的寂寞寥落，又似乎和他的门生故旧往往早夭有关。蔡锷过早去世，已是很大损失；范源濂等亦先于他过世，徐志摩、丁文江、蒋百里更在其死后不久便陆续辞世；甚至他后期的学生，有些也未能保其天年，像清华研究院首届毕业的吴其昌，即梁启超的高足之一，只看他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就不难想象他与梁氏相知之深，但他年仅四十岁即因劳累过度，身染重病而终至不起，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抱病撰写《梁启超传》，也仅得其半部，是为终生遗憾；他的另一个学生张荫麟，也是不可多得的史学人才，在新史学领域甚至梁、张并称，又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却因在战争期间患上肾炎症，缺医少药，病情日重，于1942年在遵义病逝，年仅三十七岁。梁氏弟子尚有不少，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陈守实、高亨、杨鸿烈、冯国瑞、陆侃如、何士骥、吴金鼎等，他们皆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很小，或完全没有影响。即使如张君劢、张东荪等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物，三十年代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作为，已经没有人肯听他们说些什么了。丁文江曾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利害放在一边，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都肯承认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作为公共信仰，中国才有可能统一。但在国共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时候，谁又听得进这种劝告？
  后面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很显然，梁启超身后所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隔膜，不可避免地采取疏离的态度，而且，他的救国方案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与其说他受到某些人的冷落，不如说那个时代冷落了他。梁漱溟曾在1943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同上，258页）他特别强调：“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他建议青年们读一读梁启超的书：“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同上，262页）
  可惜，那个时代的青年已经很难听进他的劝告了。他们在越来越激进的革命理论鼓舞下，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去，哪有心思阅读梁启超的书呢？回想梁漱溟所说的近五十年，从1893年到1943年，乃至再向后推大约五十年，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舆论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调门越唱越高。梁启超最初也是革命论者，主张对旧世界采取破坏态度，至少他在1896年至1903年间的许多言论，是有反清革命倾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革命情结，梁氏还是其滥觞呢。但他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派，虽然他所反对的革命只是专以武力或暴力颠覆国家，推翻政府的狭义革命。他所主张的却是通过和平、渐进的制度或政体变革，或曰改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新生。此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无论是开明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所希望的无不是避免革命中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流血，然而革命党没有这样的耐心，清政府也一再挑战人们的耐心，从而把更多的人变成了革命党，遂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这时他所担心的，是革命将会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他尽了最后的努力，想要实现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但事实上已不可能。民国成立后，由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军阀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纷争和战争。梁启超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实力和势力实现他的宪政理想，而他的愿望在袁世凯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面前碰得粉碎，以至于他与蔡锷不得不在袁世凯宣布登基做皇帝之后举兵反袁，尽管他们一再声明此举为不得已，但实际上他们已卷入了自己一贯反对并努力避免的杀戮无度的军阀政治之中。
  中华民国政府至少有十六年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民主、自由、健康、有序的宪政制度，这也是梁启超始终为之努力的，尽管他在1917年府院之争后已从政治领域退守书斋，但他并未放弃与北洋政府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