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只好尽一尽人事。（廷灿另为一事，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每月百把几十块钱我总替他设法。）若办不到，只好听天由命，劝他们早回家乡，免致全家作他乡馁鬼”。（同上，1184页）
  梁启超墓位于北京植物园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走在其中像是进了一座庭院。（解玺璋摄）
  他还说：“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同上，1185页）
  不久，梁启超所预见的情况果然就发生了。新外长为了要替新贵腾新加坡的缺，牵连到加拿大总领事的人事安排，周希哲只好准备让位，惹得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又一次大发牢骚：“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那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现在撵你们走，真是谢天谢地。”（同上，1195页）
  梁启超对国民政府侧目而视，国民政府对梁启超自然也不肯放过，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做了一个针对“三一八”惨案的议决案，竟认为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至发生于数年前的这件惨案也被利用来做造谣的资本。当时，梁启超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为了说明真相，以正视听，7月7日，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发表了《致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书》，他指出：顷阅《民国日报》载贵委员会议决案关于三一八惨案有牵涉家叔之语，不胜骇诧。鄙人多年随侍家叔，于其日常起居，皆有详细日记，今因贵会议案所云云，与事实太相违反，不得不举出极简明而极有力之反证，郑重辨明。家叔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二月十五日入德国医院疗治无效，三月二日出德国医院，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住一楼三五号病室。九日医生检验一次，十一日检验一次，俱用局部麻药，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药，全部麻醉，行剖割手术。施手术者为该院院长刘君瑞恒。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间始渐苏醒。十九日下午，有问病者告以惨案状况。家叔奋气填膺，热度渐增，几陷危境。医生查知大怒，因此严禁探问者五日。此等事实协和医院有日记，某日某时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状，一一记载，纤悉无遗。请贵委员会及普天下人凭常识推论，凭天理良心判断，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贵会既以指导民众自命，鄙人殊不愿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谓其有意挟嫌，故入人罪；但据报纸所言，系一种正式决议。以堂堂一政党之议案，自不应为无责任而违反事实之言，以淆惑视听。为此专函抗辩，务请贵会派人向协和医院调查医案又日历，看鄙人所言有无一字虚伪差舛。（同上，1185～1186页）
  这种凭空捏造的东西很容易被事实所驳倒，而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分歧却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12月1日，原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致信梁启超，问候他的病情，同时说道：“客岁党军占领江南，南北之音问遂疏，师座因历史关系，为各方所注目，邮电往来常被检查，用不便径修书候。”（同上，1197页）这就是说，梁启超的往来书信是有可能被监控检查的。这些细枝末节足以窥视民国政府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所以，梁启超逝世后，除了来自南京指导部的某君，无论北京还是上海，两地公祭现场，都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是很自然的。当时，杨杏佛曾对徐志摩说，国府对于梁启超不能没有表示，并准备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议，要在国府会议上正式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也只能不了了之。梁启超的门生、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就曾以民国政府未能褒扬梁先生而深表遗憾，他说：“颇闻任公之殁，实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扬，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追忆梁启超》，137页）这里的“大力者”即指蔡元培，而“吾粤某巨公”即指胡汉民。结果，直到梁启超去世十三年之后，即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三日，国民政府才颁布了褒扬梁启超的明令。对此，他的另一位门生吴其昌不无伤感地说：“读竟，泫然流涕。”（同上，403页）
  言人人殊梁任公
  这是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对于梁启超的轻视和冷落，虽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长久深远的，尤其当国民党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在以叙事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丑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为清华教授的吴宓对于梁启超身后的寂寞也曾感到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吴宓：《空轩诗话》，见《吴宓诗话》199页，转引自《追忆梁启超》夏晓虹后记，476页）说怪其实并不怪，王国维先生比较单纯，作为一个学者，他只在书斋里讨生活，性格上且落落寡合，与社会几乎不发生关系；梁启超就不同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进进退退，几度出入于政治、学术之间，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无论人事还是国事，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说好说坏都不容易，很多人说他“善变”，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梁启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实很难。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曾作过一部《石叟牌词》，开篇便说，他早年在思想上“感触于《时务报》者亦不少。故尝谓彼时之梁卓如启迪国人，功诚匪浅”。但“惜乎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判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石叟牌词》，2页）
  这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看法。湖南名士李肖聃在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做过他的秘书，据说梁的有些文章还是由他代笔的，他对梁启超晚年的变化非常不满，认为“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謏闻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星庐笔记》自叙，1页）
  他的意见大约代表了当时并不少见的固守传统文化不肯妥协的那一部分人的看法。而新文化的代表者胡适就从另一面指责他的“善变”，在一篇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追忆梁启超》，435页）
  这种言人人殊，各持己见的情形，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梁启超太庞大了，以至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某一角度出发去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我称之为盲人摸象式。郑振铎的看法与上述几位就完全不同，他说：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同上，88～89页）
  郑振铎不是与梁启超交往很深的人，但他却可以说是梁的知音。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称赞道：“已经发表的论任公的文章，自然要算他第一了。”（同上，484页）
  累变不离其宗
  丁文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还提到：“我听见人说，孙慕韩（宝琦）的兄弟孙仲屿（宝瑄）有很详细的日记，所以用思成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慕韩托菊生转交，请他借给我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