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和萨默塞特狩猎

我伯父在另外两个骑手清清楚楚看得到的地方，他们很明智，自己不企图卖弄那手绝技。那件意外事故发生时，我父亲正随著团队在印度。”
“你的哥哥们呢？”
“他们跟着我母亲在伦敦。我父亲走掉时，她总待在娘家。不过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福尔摩斯先生。难道聪明的内德哥哥几乎还不到八岁就能够策划谋杀事件吗？戴维也还不到十岁。”
福尔摩斯坚持问下去。“普拉特，那个老马夫怎么样？”
“和我父亲在一起。我伯父命丧黄泉并不需要任何外力，相信我的话吧。他一向是一个放荡不羁、胆大妄为、总是冒险、狂喝滥饮的人。我希望我认识他。”
福尔摩斯放弃了这条调查线索，向安格鲁·休伊特探过身去。“你母亲失踪事件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吗？”
休伊特向前弯下腰，双膝顶住下巴。“没有。”他说，他的声音被床单捂住了。
“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对不起，我真的宁愿不讲。那和我自己的意外事故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休伊特瞥了我一眼。温和地问：“可能吗？”
“谁说得上来呢，”我回答，“你最好把我的朋友看作一位你不必讳疾忌医，可以向他吐露一切潜在病情的医学专家。”
我们的委托人掠掠他的已经乱蓬蓬的头发。“你想知道什么呢？”
福尔摩斯把椅子移近床边。“告诉我有关她失踪的情况。开始讲确切的日期。”
“那是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我们知道她离开我们邻居的家，普里姆罗斯群山——那些日子达德利家住在那儿——就动身回家了。达德利太太病了，我母亲去探望他。我母亲是那种最善良最慷慨的人。可是她根本没回家。当她迟迟未归，而且没有派人送信儿回来时，内德和我就骑马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大车在离这儿只有一英里多地的大路上翻了。没有我母亲的踪迹，她的车夫人事不省地倒在车边，那一夜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
“车翻时他受伤死掉了吗？有人寻找过另外的暴力迹象吗？”
“我想倘若有任何迹象，法辛盖大夫就会告诉我们。我想除了他从大车上给甩出去时受的伤，没有别的暴力迹象。”
“他超速赶车了吗？”
“别人怎么知道呢？”安德鲁·休伊特问。
“可以根据马蹄印判断。这事警察当局调查过吗？”
“我们的地方检查官调查过，大车残骸附近有半瓶酒，因此那是柯林斯喝过酒的明证。”
“令我惊奇的是，你父亲竟然雇用了一个嗜酒贪杯的人。”
“我母亲同情柯林斯和他的家庭，她认为给了他那种扎实的工作，就会给予他信心，使他成为比较好的人。他似乎略有改进，但是仍然总是带着酒瓶——他说是为了保暖。”
福尔摩斯接受了这种解释。“你认为你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她不幸遇到了某个异乡人拦路抢劫，杀死了她。柯林斯醉得糊里糊涂、要么就是胆怯得不敢救她，于是他把车赶走，也许是想找帮手。”
“从那一夜以后就没有人接到过你母亲的信儿吗？”休伊特摇摇头，于是福尔摩斯继续询问这个问题，“你母亲有什么仇人吗？”
“天啊，没有。西部地区没有一个人会希望她受到伤害。那就是我为什么坚决认为一定是一个异乡人的原因。”
“你父母的婚姻幸福吗？”我期望从我们的委托人口中得到愤慨的回答，但他的反应是受了伤害的样子，而不是愤怒人的情绪。“你为什么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并未害死我母亲。你甚至没有和我父亲会过面。你了解他给柯林斯的孤儿寡妇提供了生活费吗？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那是基督徒之间兄弟之爱相当惊人的善举。他的整个性格围绕着他的军人行为高尚的准则旋转：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杀死他的终身伴侣的。”休伊特犹犹豫豫地挺起肩膀，继续说下去，“我父母非常相亲相爱，但是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如果你能了解可能存在的那种状态。”我被这番陈述搞得很迷惑，但是福尔摩斯鼓励地点点头，似乎改变了话题，“梅尔罗斯小姐说你父亲相信你母亲没有死，只是私奔了。”
“就是他发现的那张该死的字条。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是一篇无聊的话。”休伊特声明。
福尔摩斯询问地挑起眉毛。
休伊特继续说下去，“我母亲失踪那天我父亲发现了写给她的一张字条，好像是相约那天夜晚在芬尼伯顿地方的红狮小酒馆会面。不过事实证明它是骗人的，因为我父亲去了小酒馆，一直等到大大超过了约定会面的时间，我母亲和别的人都没有出现。”
我觉得应该使这事故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于是就为什么竟然会有人送来字条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但是，除了说是一个未知的人试图败坏他母亲的名誉，他没有任何别的看法。福尔摩斯抓住话茬，“为什么有人会那么干？你说她没有仇人。”休伊特显然以前没有做过这种联系，他慢吞吞地说：“那么是我父亲的仇人们。不过我确信我母亲决没有和任何人私奔。她和父亲有分歧，但是她是世界上的天使，她简直不可能违背她结婚时的诺言。她也不可能活着，因为现在还没有以任何方法和我联系。”休伊特双臂交叉，于是福尔摩斯和我都意识到他母亲失踪的问题，无论如何，暂时是结束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时开始详细查问安德鲁·休伊特从格林纳迪尔背上摔下来的情景，却没有得到任何新情况。直到他问：“你回忆得起你恢复知觉以后的时刻吗？”“噢，是的。”休伊特说，“我听得见内德和我父亲得声音。他们俯在我身上，多么奇怪呀，”他若有所思，“他们离得那么近，听起来却那么遥远。”
“他们呼唤了你的名字吗？”福尔摩斯敦促说。
“是的，他们呼唤了，”休伊特回答，“当然他们会呼唤，不是吗？特别是我摔下去时竟然没法发出声音。等一下！我现在想起来了，父亲说——”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他的嘴张着要讲话，但是没有说出来，他只喘了一口气，“不，消失了。他们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他最后嘟嘟囔囔地说，“我什么都不记得。”连我都知道他在撒谎，因为由于休伊特突然停止合作，福尔摩斯简直抑制不住他的不耐烦心情。他把手牢牢地放在休伊特的胳膊上，显然尽力在控制着自己，“实际情况，”他用温和的声音说，“整个真相总比一部分好。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讲，那么就为了那么情深意切地关心着你的那位小姐讲吧。”
安德鲁·休伊特脸红了，他扭过睑去，然后很不情愿地回眸凝视着我们。我们看得出他内心在斗争，在权衡轻重，以使尊重他父亲与满足福尔摩斯的要求保持平衡。
最后他硬挤出来：“那么这就是他说的。父亲不住地说：‘安德鲁，你这个该死的！’我不知道多少次，不过反正好几次。然后我听见内德说：‘爸爸，千万不摇！’然后一切完全茫然了，直到简在那儿，我在大车上了。”
“你哥哥说的话，”福尔摩斯催促说，“是以你现在加上的强调语气说的吗？例如，似乎你哥哥在叫你父亲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安慰他。”
“是的，”我们的委托人同意说，“那是恳求，是警告。不过，福尔摩斯先生，直到我现在对你讲，我才想起这一切。既然我们雇了侦探们开始控诉天晓得的什么人，可能我脑子里就想起了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我父亲是一个军人，军人是不容许流露感情、表现悲痛或任何与一个男子汉不相称的情感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该死的’一定适用于一切场合。你一定明白我说的话，不是吗，实际上，他可能说了，‘你摔下马吓了我一大跳，真该死。’”
“自从你坠马以后，你父亲对你表现得如何？”
“我没有见过他。我认为他并不愿意来这儿，因为他知道他大概会看到简或者她叔叔。”
“你哥哥说了‘爸爸，千万不要’以后，你感到脑袋上有什么动作或打击吗？”福尔摩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这个问题揭开的景象使休伊特呻吟起来，他含糊地轻声说：“我没有感觉到什么；我只是茫茫然了。”到这时休伊特的脸变得通红，毫无规律地喘着气。如果我们在这儿的目的是使他免受伤害。那么我觉得我就不得不尽快使这场会见结束了。“福尔摩斯，”我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建议——”
我的朋友朝我发出最不愉快的微笑。“每逢华生以他的医学资格发表声明时，我就知道我势必挨骂了。”
“我们不能让自己忘记，”我指出，“休伊特先生是在恢复伤痛的人。我想在我们再继续提问以前他需要休息一下。”
“很好，”福尔摩斯很不情愿地同意了，“现在我们就停止吧，休伊特先生，我想你未婚妻陪伴你比我们陪伴你更合你的心意。华生留下警戒，我把梅尔罗斯小姐接回来。”
“谢谢你，亲戚，”当门在那位侦探身后关上时，安德鲁·休伊特认真地叹了口气，“莫非你的朋友不喜欢我——还是这就是他平常的态度？”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千万不要为此苦恼。”
“倒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的眼神。他怀疑我在撒谎，但是我怎么能呢，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能看穿我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