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

《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1957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① 
  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② 
  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 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 
  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 
  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十四节 储安平之死(1)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① 
  据储望华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诉他，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① 
  雷逸湘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一位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孙毅斌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