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

 
  二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2)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创刊不久，就在“《观察》通讯”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①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客观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都要涉及胡适。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比如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① 
  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言论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提醒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②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1)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教授的杂志。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是因为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较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① 
  中国的大学教授对国家的热情，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精神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②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在一篇《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 
  《观察》对教授和学生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①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2)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