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草草了事。[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逼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2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日条。另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馆职名存》，馆职分三等，上等叫修撰，中等叫校理，下等叫校勘和检讨。
  [27]以上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丁卯日条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四月戊申日条。曾布同判司农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日条，吕惠卿判司农寺见《宋史·吕惠卿传》，时间当在熙宁二年九月。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癸丑日条，《宋史·邓绾传》。
  [2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
  [3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与壬辰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正月戊寅日条。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