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第17章


  吕惠卿答:臣确实能力有限。当年受命,只因安石外放朝中缺人,这才勉为其难。现在他已经回到相位,臣也早就该离开中枢,到地方上去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宋神宗说:安石复位,正该协力,为什么要走?
  吕惠卿答:因为臣碍手碍脚。陛下圣明,应该看得出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请病假。诚如陛下所言,王安石必须觉得事有可为才肯复出。复出而不作为,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却不可以没有他。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宋神宗说: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惠卿答:当然不。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天下大治指日可待。臣在朝中于事无补,反倒横生枝节,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实话实说,臣也不知道臣参知的政事,究竟是陛下的,还是王安石的?[22]
  谁都听得出,这口气只是酸溜溜,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吕惠卿再次辞职时,跟王安石之间就不但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了。尽管皇帝一再声明,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并不来自王安石,吕惠卿还是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23]
  可惜,这里仍然没有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以王雱的性格,自然也不会像陆佃那样去求证。那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对于吕惠卿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王雱认为不必手软。
  吕惠卿在华亭买地一案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疑案。证据是熙宁九年六月初七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御史中丞邓绾(读如晚)报告,已经查明吕惠卿借钱买地一事不实。要知道,这个邓绾可是王安石的人,弹劾吕惠卿的也正是他。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恐怕此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连最早弹劾吕惠卿的御史蔡承禧,后来也承认华亭案查无实据,只不过他称作“偶尔网漏”而已。[24]
  王安石却认为,邓绾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不等于举报不实,应该再派人查。王雱更是迫不及待,这才有了前面所说违法乱纪的事,也才逼得吕惠卿跟王安石翻脸。这恐怕就不能说是吕惠卿背叛,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吧?
  于是,当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情。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
  当月二十五日,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又坚持了四个月,然后才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25]
  [1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宋史·陆佃传》。黄庭坚当时的职务见《宋史·黄庭坚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亦采信陆佃之说,但认可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做过有损于王安石的事。
  [17]见《宋史·陆佃传》。
  [18]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己酉日条即称:(王安石)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
  [19]见《宋史·王安石传》所附王雱传。此事之证伪,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20]以上两说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闰四月壬子日条,司马光和李焘的态度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注。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五熙宁八年六月丁未日条。
  [2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六熙宁八年七月癸未日条。
  [2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
  [24]神宗此言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邓绾弹劾吕惠卿见《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长编》卷二百七十五熙宁九年五月己巳日条,蔡承禧言见《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二月己酉日条。
  [25]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己酉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邓绾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交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性奸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31]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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