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
  改革与道德无关
  元丰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
  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18]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19]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21]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