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八：王安石变法

所以，神宗签发的任命意见便被翰林院三位负责起草文件的知制诰四次封还驳回，直至他们三人被罢免。李定迫于舆论压力，也请求辞职。[4]
  不过，像这样不按正常程序提拔的官员为数不少。这些人被舆论称为“新进”，王安石、吕惠卿那样的则叫“生事之臣”。所以，当苏轼说“难陪新进，老不生事”时，他们敏感的神经就被刺痛，后台老板宋神宗也极为恼火。
  但，反对派大有人在，下狱的为什么只有苏轼？
  因为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都是公开反对。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让皇帝觉得动机纯正，精神可嘉。苏轼当然也不鬼鬼祟祟，所以神宗对他一直怀有好感。可惜，他不但上书，还要写诗。
  写诗又有什么不对呢？
  上书是对皇帝讲，写诗是对民众讲。对皇帝讲，话再难听也是忠君爱国。对民众讲，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何况诗是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苏轼的读者和粉丝又多。如果李定他们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起诉，请问谁能替他辩护？
  也只有皇帝本人。
  此刻神宗却正火冒三丈，因为苏轼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朝廷要禁私盐，他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当然是讥讽，因为《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现在大宋的小民也忘记味道了，但不是因为音乐美妙，而是吃不到盐。
  还有一首是讽刺兴修水利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翻译过来就是：东海龙王如果了解我们英明领袖的好主意，应该自动将沧海变成桑田，怎么还不变呢？[5]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地在讥讽神宗。
  换了别人，恐怕也忍无可忍。
  难怪苏轼会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与犯人和狱卒为伍了。御史台又叫柏台或乌台，因为西汉在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早出晚归。本案由诗而起，又由御史告发、御史台审理，所以也叫“乌台诗案”。[6]
  听这名字，该是文字狱吧？
  对不起，恐怕不是。
  李定他们倒是想做成文字狱。八月十八日苏轼关进御史台大牢后，这伙人就想把案子越弄越大，据说还是“奉圣旨根勘”。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寻根问底，给朕查个明白！[7]
  实际上他们也做到了。苏轼所写的文字，但凡能够找到的都调到了御史台，发现蛛丝马迹就无限上纲。于是，不但苏轼本人看起来罪大恶极，涉案人员更多达二十六人，包括泄密的驸马都尉王诜，也包括其实并无过错的司马光。
  结案意见是：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这意思，显然就是要判处死刑。
  但是结果呢？王诜等人罢贬，司马光等人罚款，苏轼则由御史台派人押往黄州（今湖北省鄂州市）监视居住，官阶团练副使，相当于中校团副。到元丰七年（1084）七月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实住常州）为止，他在黄州住了四年，写下了著名的《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在名叫东坡的地方盖了房子，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人称苏东坡。[8]
  雷声大，雨点小啊！
  那么，原因何在呢？
  [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日条。
  [2]以上见（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3]在苏轼奏折中找出问题的是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在苏轼诗中找出问题的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均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一书。李定等人弹劾苏轼事亦见注一引李焘《长编》和毕沅《续资治通鉴》。
  [4]见《宋史》之李定传和李常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及壬午日条。李常被贬事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5]两诗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日条。
  [6]见《汉书·朱博传》。
  [7]据（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宋史·苏轼传》。元丰七年正月，令苏轼由黄州徙汝州，苏轼求常州，从之。
  皇权本是钟摆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9]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10]
  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在夜间召见殿中值班的苏轼。这时距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将近九年。
  太皇太后问：爱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团练副使。
  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苏轼答：翰林学士。
  再问：知道为什么升得那么快吗？
  苏轼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说：不对。
  苏轼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说：也不对。
  苏轼大惊失色：臣虽无行，却也不敢走邪门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读卿文章，总是感叹再三，连称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而已。
  苏轼听说，五味杂陈，失声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团。[11]
  这事十分耐人寻味。神宗确实欣赏苏轼，未及重用也是事实。问题是，时隔多年，作为母亲的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旧话重提？难道是要变相地为乌台诗案打补丁？ [12]
  倒也未必，因为神宗并不想杀苏轼。
  这是有证据的。苏轼下狱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经为他求情。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如果苏轼受到惩罚，臣恐后世批评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没打算深究。[13]
  这个心思当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是指控谋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问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于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说：有诗为证。
  神宗问：什么诗？
  王珪答：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