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尤其当中又涉及到改元创制这等国之大事，因是整个河洛之间欢庆氛围一直持续到了元月收尾，诸事才又复归正常的秩序之中。
    在元月庆典之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件事便是凉州张氏入洛归义。张氏累代继力，保全河西一脉，张骏嗣子张重华也得到台城中枢的关照重视，原西平郡公名爵得以保留，又被馨士馆礼聘学士，得到洛中时流礼奉追捧，更被台城秘书阁任为清贵，主持修编魏晋两朝国史。
    当然，张重华一人得于礼遇，并不足扭转朝廷对于整个陇西、凉州的应对姿态，张骏庶长子张祚被朝廷定为逆流，在二月初更下征令，以陇右都督庾曼之为征讨主帅，并以镇武军两千精锐为前锋，陇右、关中王师集结五万大军，并讨凉州贼臣张祚！
    凉州这一场区域战事，无论规模还是意义都远远比不上此前的北伐作战，所以讨逆之余，台省诸多章制建设也并未受此影响，仍是如常进行。
    河洛中枢肇始于淮南都督府，成型于洛阳大将军行台。虽然在职权方面已经涵盖国务种种，但仍然不能免除霸府执政的诸多积弊，所以必须要经过一番自上而下的彻底整改，才能够由非常态的霸府机构而转变成为真正布政天下的中枢政府。
    元月伊始，新年庆典上，皇帝陛下便昭告天下，核定职官九品十八阶，奠定中枢改制的基本思路。
    洛阳霸府发轫承袭于江东中兴政权，这一点无论新朝如何否定前朝政治都无从抹杀。虽然此前便已经喊出一断前朝的口号，但落实在实际上，究竟如何各处前朝残余，世道时流也都翘首以望，甚至不乏人存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
    口号喊起来简单，但事实做起来却艰难。
    毕竟诸夏秩序传承至今，还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完全免除掉前朝的影响，哪怕后汉之后历经三国乱世这一大断代，前晋中朝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的后汉遗风，特别是在底层的秩序运行方面，对于后汉以来便颇具影响的豪族政治有加强而无削弱。
    因是大梁新朝想要一断前朝，注定是一桩浩大工程。
    官员核定品秩，这是从中朝便开始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无论魏晋，俱都承袭两汉以来的秩禄，譬如两千石大员、四百石卑官，这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官员的品级与俸禄直接挂钩，一目了然。
    但是从后汉诸侯纷争开始，所谓的政权往往只是地方割据势力，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集权集财能力，因此官员的俸给往往也都是有名而无实。所以便出现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员的时候，往往只是虚名规定一个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给多寡。
    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讲到根本，其实还是经济实力。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若真要明俸实发，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
    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发俸，官员大权在握，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
    为官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擅，事权的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但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但俗话说得好，没事走两步，鹊起于一时、桀骜于倏忽，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
    因是洛阳中枢在改制的时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这一盛世模版，明事权而断职任。
    中书长官诏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务的杜赫自然当之无愧而就任中书令。尚书则管行政，下属六部各任职劳，江东老人贺隰与河北名流崔悦分别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书令则因事权过重而暂不选任。
    中书省与尚书省本就前朝旧制，此次改制不过更加明确彼此职事，算不上是创建。那么门下省的单独创建且定为中枢三省之一，则就可称一种开创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书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参与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门下省的前身，也可达于中朝前晋。但在此前，门下或是称省、或是直称侍中寺，大体相当于最初的尚书，仅仅只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处境可谓尴尬。
    特别是在南渡中兴之后，皇权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权的侍中处境则就更加艰难，或是作为权臣加官，或者仅仅只是将人投闲置散而又表彰虚荣的一种安排。
    可是现在，门下省被独立出来，并被赋予执掌机要、共议国是，甚至给予审查诏令、签署奏章的大权，中书诏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给予封驳，则就成为皇帝的意志体现，用以制衡中书省权重，是对君权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务六部，则就是对魏晋以来的分曹任事进行制度上的加强，使得六部尚书得以真正的参与国事行政，令中书相权再次下方，对于皇权的加强更是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