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在这之后，阿南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二岛义南到广岛核实。次日，二岛下了飞机，一进市区，即刻断言这决非其他炸弹所为，只能是铀弹，他曾用此种材料做了多年的试验。但陆军仍未改变立场，也不允许政府向全体国民公开这一惨剧。报纸、广播里只说：敌机在广岛投掷了“新型”炸弹，使之遭到“大面积的破坏。” 
  8月9日上午11点，铃木首相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年迈的首相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日本无路可走。” 
  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的建议再度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日本百分之百地失败？……陆军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 
  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也坚持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则支持铃木首相，他们相信：事到如今，天上和地上再出现什么奇迹都挽救不了日本。 
  阿南仍声嘶力竭地提出保卫本土的作战计划，他说：陆军还有成建制的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50万人；此外，加上海军尚存的力量，能够召集400万军队加入战斗。而且，还有400万公务员，2800万的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现在都用竹矛、长柄叉武装起来，正在积极训练，准备参战。其中，有很多人是从朝鲜和满洲国赶回来参加这次圣战的…… 
  国内，天崩地坼，千古浩劫，犹如世界末日。室内的这个会南辕北辙，仍无结果而终。 
  当晚11时以后，在皇宫地下掩体的一间会议室里，由裕仁天皇亲自主持的帝国最高会议上，阿南惟几将军仍不改初衷，眼里溢满泪影地说道：“我坚信，如果我们全国人民抗战到底，日本会克服这次危机。即使我们不能驱逐敌人，大和民族也会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光荣地凋谢，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是大日本的荣光。” 
  8月10日黎明，裕仁转身走出会议室。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前提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以后几天，阿南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14日下午，他坚决拒绝了陆军一帮中下级军官轮番上门来的一个请求，他们企图发动政变，以迫使天皇改变投降决定。 
  这一天夜幕降临时，58岁的阿南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他挑好了两把剑，一把交给内弟竹下，以防必要时由他帮忙。他全身披挂起来，在胸前戴上毕生戎马中所获得的所有勋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衬衫，见竹下有些奇怪，他解释说：“天皇穿过这件衬衫，他又送给我。我要穿着它死去。” 
  凌晨4点，阿南独自走入走廊，面对皇宫的方向坐下。 
  月华如练，月光在剑锋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艳惊心，沉鱼落雁。他握剑先刺进左腹，又划向右腹，再往上挑起。这种手法很是痛苦，少有人敢用这一手法自杀，但它却是武士道所推崇的经典剖腹自杀。阿南还有力气将剑从腹部拔出来，又用剑尖滑向耳朵下的颈动脉，看样子想割断它，以便一下死去。   
  行之有效的遁术(1)   
  2004年9月9日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高桥弘司从美国贝尔彻敦发出一篇报道，题为“一名军人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的负罪感”—— 
  自伊拉克开战以来至本月7日，美军阵亡人数已逾千人。因“9·11”事件而爆发的反恐战争，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社会因战争而出现动荡这一事实已无法回避。 
  “感谢你们给了我美好的童年回忆。脆弱的我，已经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 
  杰弗里·鲁西，一名美国海军预备役军人，被派往伊拉克参战。他在返回故乡马萨诸塞州西部城市贝尔彻敦后自杀，年仅23岁。上述文字就是杰弗里·鲁西留给父母的绝笔。 
  杰弗里去年2月作为一名运送军需物资和运送战俘的卡车司机被派往伊拉克。虽然他5个月后就回国了，但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却始终困扰着他。 
  去年的圣诞前夜，杰弗里突然一反常态。他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地说：“我杀了人！你知道吗？我杀了人！” 
  那么，杰弗里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杰弗里的妹妹戴比（21岁）向我们讲述了哥哥的经历： 
  在伊拉克的某一天，两名伊拉克人向杰弗里走来，他感到非常害怕。“射击”！听到战友的声音，杰弗里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一名伊拉克人的眼睛和另一名伊拉克人的头部，两人当场倒地身亡。杰弗里走近查看，发现他们二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武器。 
  杰弗里的父亲凯本（54岁）说：“我儿子把那两个伊拉克人身上的身份牌拿回了家，总是挂在脖子上。那两个人好像是监狱的犯人，杰弗里一直带着那两个身份牌，可能是他有一种负罪感，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忏悔吧。” 
  杰弗里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紧张紊乱征（PTSD）。从今年5月开始，他不但出现幻觉，经常呕吐，还终日不吃不喝。终于，6月22日，杰弗里在自家的地下仓库悬梁自尽。 
  凯本先生一字一顿地说：“我儿子生前曾非常诧异，为什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自杀，我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必须得下地狱。” 
  根据美国军事医疗健康咨询小组的调查，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人中，每10万人中就有17.3人自杀，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海湾战争时的3.6人，并高于越南战争时的15.6人。（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9月13日） 
  这是美国人。 
  倘若说美国人从来就娇生惯养，神经衰弱，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以至于开遍了美国的心理诊所，就像中国大都小城里明里暗里的性病诊所一样多；那么，我们就看看“二战”时期的德国人—— 
  1941年夏，希姆莱前往刚刚被德军入侵不久的苏联，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视察党卫军处决苏联犹太人及苏军战俘的情况。 
  从囚犯们挖坑开始，挖好一人多深的坑后，即在坑里遭枪决，下一批囚犯又按此办理，整个过程十分冗长。站在远处一个山坡上观看的希姆莱有些不耐烦了，问陪候一边的执行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加派更多的行刑队员，以加快处决进度？ 
  后者答道：部队里能够派作行刑队员的，现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莱脸上顿显迷惑，在他看来，如同能站着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够扣动扳机的就能上阵。 
  指挥官解释说：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队员们的眼睛，以后他们不是神经出问题，就是成为野兽…… 
  正是希姆莱此行，促使党卫军决定研制并使用新的杀人方法，即用一种叫氰化氢的毒气杀人。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屠杀者安乐死，而是为了行刑者们此后能安乐活。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首次顺利投入使用后，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豪斯松了一口气，“这种毒气杀人的方法让我平静了许多，我们无需再用传统的枪决方法了！” 
  然后，他回到家里，听着瓦格纳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摆着插有郁金香水晶花瓶的餐桌边，与夫人和四个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 
  在历史学家C·布朗宁写的《普通的人们》（谷乔夫译，筑摩书房1992年出版）一书中，根据战犯审判期间的调查书和公审记录，记述了在波兰东部从事杀戮犹太人的“第101警察预备大队”的情况。 
  这本书里写到了大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传达屠杀犹太人命令时的失态状。在士兵面前，他边哭边说：“大队必须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厌恶的任务。这并不符合我的愿望，但命令是从最高层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建议：“队员中年龄大的人，如果觉得承受不了任务，可以不去。” 
  据说，这时不想参与大屠杀而迈出队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两个人；其后在射杀过程中临阵退却的士兵又有一两个人。 
  这场屠杀结束后，“他们心情昏暗，因一点小事就发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搅乱。队员们几乎全都没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酒。酒敞开供应，多数警官烂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个个给队员们倒酒，宽慰他们，给他们打气，再次向他们说明责任在上面。但无论是酒，还是特拉普的宽慰，都没能洗去兵营里充斥着的耻辱和厌恶情绪。特拉普要求队员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告并无必要。屠杀后没有留在森林里的人们绝不想知道更多……”   
  行之有效的遁术(2)   
  由此看来，历来被视为一台野蛮、残酷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里，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灵魂还是肉做的，而且受了伤。 
  中国学术界曾对日本侵华暴行作过10个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细菌战与毒气弹”、“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