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就以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在被杀人数的统计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这里除去历史原因和统计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杀人挫骨，扬灰灭尸，仅丢入扬子江中的尸首，即达8万余具。 
  此外，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连老妪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于凌辱。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８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 
  虽然金口难开，但日本人自己承认下来的罪责并公之于世的也有。 
  陆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记下了这样的罪行—— 
  “我两天前掠来了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本来只想自己玩，但后来明白了，无论如何得处理掉。” 
  “如果就这样杀了觉得挺无聊，于是我想出个主意，并且实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脱光，强奸后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来。我把这些肉像动物的肉那样放在一起，通过指挥班分配给全体人员。士兵们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没吃肉了，分到肉很高兴。各小队用带的油炸着或烤着吃了。” （《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 
  虽然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别。像这样难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对战友们都没有说，大约是因其“创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动物们也会望而却步。 
  不仅是士兵，担当上级职务的人中，也存在着不是靠说国家的责任、上司的责任、部下的责任就可以了结的杀人罪案。 
  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在满洲镇压中国人的统管岛村三郎，先后抓过数千中国人进行拷问，其中数百人死在他的脚下。其“创造性”的刑讯手段之残忍与繁复，亦非人类所能想象。在他所写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承认自己也有“不能对人说的杀人”。 
  在齐齐哈尔呆了12年的“特高科”少尉王屋芳雄，在此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所有大的坏事他都参加了，当地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日后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自1931年来华后的14年间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间接杀死的有328人，经他逮捕、拷问的有1917人。土屋的记忆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离左右。即使他隐瞒了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造性”杀人的，还有臭名昭著的隶属片桐部队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 
  当时的《日本新闻》和《日本广宣报》均以“竞斩百人，日本军人的武勇传”为题大肆报道：在南京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两人别出心裁地决定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国北方农家劈柴或南方儿童“劈甘蔗”的游戏一样。这两个野兽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到了一百的时候，他们按事先相约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两人面朝东方，举行了对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我注意到，在这张留下来的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静的，倘若不是他们穿一身军服，还有长剑下滴着鲜血，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站在刚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园里，至多是去后院里杀了一头猪回来。 
  鸟之将死，其鸣可哀，人之将死，其言可善。在这两个因杀中国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几年内擢升为少佐的日本军人身上，临死前有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经中国军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枪决，野田毅在广东被枪决。临刑前，两人都写下了遗书。 
  向井敏明写道：“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根本没有杀害俘虏、居民的事。绝对不能接受南京屠杀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冲洗掉中国抗战八年痛苦经历的遗恨，利于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儿，我感到幸运。”   
  行之有效的遁术(3)   
  野田毅的遗书里，同样说道：“对于屠杀俘虏、非战斗人员，对于南京事件的罪名，绝对不能接受，予以拒绝。赐死之事系命运所为，请看日本男儿最后是什么样的……为我们的死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纽带，形成两国的合作，作为东洋和平的牺牲品，进而使世界和平到来而高兴。” 
  其结尾是：“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国万岁！东洋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死后做护国之鬼。” 
  两人在临死之前都努力给自己的死赋予意义，从而让自己在自己眼里看起来走得踏实而又坦荡。遗书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自己作为日本军人，只是做了军人份内的事，谈不上犯罪行为，也没有折磨中国人。只是因为战败了，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日中和平，情愿作为牺牲者去死。 
  何其相似乃尔！作为这场战争祸首之一的东条英机，经盟国远东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遗书。他大约也是这么个逻辑—— 
  “自己承担对国民的责任，满足地走向刑场。只是对于责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级，十分遗憾。对于天皇陛下，对于国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谢罪。” 
  “日本的军队本应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动，但是犯了一部分错误，被世界误解，令人遗憾。” 
  “东亚的各民族应该忘记这次的事情，将来相互合作。东亚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应该有在天地间生存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于少佐与大将的遗书里，看不到灵魂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对群体性应承担的罪责都力图否定得干干净净，至多说成是“一部分错误”；对于个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创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坚壁清野起来。 
  一句话，至死，人们也听不到他们面对灵魂、叩问良知的独白。读到的只是他们浸泡了一生的属于集团的政治性的大语浮词。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的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2000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2000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入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 
  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来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8000/2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武士道，知死之道(2)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