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此后，吉田政府以考虑为由，一直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蓄意拖延，企图搁浅。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的回答是：“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帐不依不饶的勇气，但自“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三千人，拘禁了八千人，总刑期超过一万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干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它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该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意味着在与日本人谈判的一副牌里，最大的一张王牌被美国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将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与海峡哪边中国人缔约问题上更为主动…… 
  1952年3月25日蒋介石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鱼儿急于上钩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黄世仁千真万确怕起杨白劳来，蒋介石身心憔悴，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时双方在和约上签字，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最后，在双方签定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 
  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暗暗的期许(3)   
  八年抗战中，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著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勋章、贵胄荣誉勋章、宝鼎二等勋章，升任少将副师长。 
  1948年7月，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山西太原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先后七次总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时任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师长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参加的主要劳动是做鞋底子。以后又在厨房里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饭。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扛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个四尺的大锅里，再使铁锹捣平，加水做饭。劳改人员都反映他做的饭好吃。 
  1959年，仵德厚十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了一名就业工人，犹如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彻底自由。直到1975年，16岁当兵离乡的他，时隔半个世纪，已年届65岁，才踏上了返乡之路。 
  在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亲离世，紧接着，妻子因患子宫癌去世。两个亲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归西，仵德厚都不知道。当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小包，回到陕西径阳县的家乡，看到两个来车站接的儿子都穿着白鞋，一见到他就失声痛哭，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火车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个人默默地走，一路无语。 
  回到家乡，仵德厚成了一个普通、纯粹的农民，从1975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过这个国家一分钱。他每天种地，放羊，在他身上留下不多的军人经历的痕迹中，有一个是他仍像军人一样坚持早操，几十年风雨无阻。但随岁月流逝，他的早操由跑步变成了疾走，又由疾走变成了现在的慢步……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国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右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 、港湾建设的15% ，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2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载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一千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羸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困。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见 2004年04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 
  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鎔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无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