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19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入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暗暗的期许(4)   
  日本工业在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 “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桑就下线了200万辆……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作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旧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M，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纠葛从来存在(1)   
  其实，中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中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中国人眼里的“汉奸”。 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民间性的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 
  在一般的日本中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 
  在现代日本人中，日本的“加害者”意识远不如“受害者”意识那么强烈。每年８月１５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终战日，这一天，列岛上下都有很多有组织或者自发的纪念活动，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样，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战等等。对于日本曾给中国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总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 
  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临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被处决的Ａ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坟墓规模相当大，大坟堆的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墓前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意思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以“破坏和平罪”被判处极刑。这是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是不公正的。他们7位的辞世，却奠定了国家的和平基础。作为后人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们7位的牺牲之上。 
  这座“殉国七士墓”是东京审判时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于1960年修建的。该墓没有建在列岛的中央地区，只是建在中部地区一个偏僻乡下小镇边，从这一点来看，当年仿佛有几分偷偷摸摸，但此后，随着一座座新石碑的耸立，这里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了—— 
  一座碑上，刻着日、德、意三国结盟时期的日本驻德大使、在东京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Ａ级战犯大岛浩悼念和歌颂被处决的以上7人的汉诗。 
  一座大石碑上，刻着演员鹤田浩二、横纲北湖、歌手艾·乔治等演艺界名人到此凭吊的联合签名。附近，还有刻着“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之类的石碑，它们好像一群高高矮矮的卫兵，在永远的海风里，永远地守护着中央的“殉国七士墓”。 
  1984年，在墓地的入口处，又树起了一个高4.7米、宽1.7米的巨型花岗石门柱，上书“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挥毫者是岸信介。 
  1955年，日本厚生省开始制作战殁者名单，战犯因被视为不是日本国内的犯罪者，“恩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未剥夺，战殁者（烈士）也没有将Ａ、Ｂ、Ｃ级战犯排除出去，一些被释放的战犯又重新回到政府担任要职。岸信介便是Ａ级战犯，50年代里当了日本首相。还有一个叫贺屋兴宣的Ａ级战犯，后来做了法务大臣，另一个Ａ级战犯重光葵则当上副总理、外务大臣。 
  这些事若发生在德国，当然匪夷所思；出现在日本，只要看看眼前的此墓是如何扩展为一个已名噪列岛的陵园，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1959年，Ｂ、Ｃ级战犯的牌位进了靖国神社。 
  1978年，Ａ级战犯的牌位进入靖国神社。 
  现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Ａ级战犯14名，Ｂ、Ｃ级战犯1000余名。 
  靖国神社里安放的全部是有名有姓的殉难者，还有许多无名氏，或无人认领者，则被安放在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约有35万人。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日本首相是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才重新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始自七八十年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历来都有日本首相参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