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 
  按理说，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层次更高，见识更广，走出国门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载总有几回。为国家做脸为民族争光的机会多多，有能力如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样，多用国货，少用、拒用外国货，为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品牌添砖加瓦的机会亦多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更强烈，更自觉，并成为时代之先声，人民之楷模。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失望，甚至让外国人吃惊。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在中国汽车行业。 
  有专家认为，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品牌家电产品的崛起是当时中国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现在能否用自己研发的民族品牌轿车和中国芯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日本和韩国就是靠着民族品牌交通产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前者的丰田、日产、本田，后者的大宇、现代……   
  “恐日症”，“恐韩症”(4)   
  在那场亚洲杯的决赛中，很多中国人说日本队取胜是靠裁判的“上帝之手”，不公平地赢了比赛。但始终看过日本队比赛的观众，都明白日本队在本次亚洲杯各场比赛中遭到的“黑哨”，远远多于中国队。特别是日本对巴林一战，上半场中，双方队员不过是身体很轻微接触一下，新加坡裁判居然判日本队员红牌出场，使日本队面临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的被动局面。 这时日本电视的足球解说员说：“居然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没关系，日本队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照样能赢，这才是真正显示日本队的实力。” 
  巴林队在比赛结束前5分钟进球，比分为3∶2，观众都认为这次日本队肯定完了，日本队却阵形不乱，仍然寻找机会，终于在比赛结束前1分钟把比分扳平，最后在加时赛上战胜巴林队。日本队教练济科说：“直到最后一刻，队员们的心理上也没有放弃比赛，良好心态使我们获胜。” 
  在中日决赛中，日本队一个有“黑哨”嫌疑的“手球”进球后，离比赛结束还有20多分钟，中国队完全有扳平比分的机会。可是这个“手球”让中国队员倍感凄风苦雨，士气与斗志一下大打折扣。央视的解说员雪上加霜，也不停地埋怨对裁判的不满，诸如“我们呼唤公平的比赛”，却没有说出一句鼓励中国队背水一战的“豪言”。在比赛最后几分钟，中国队已阵形大乱，队员在心理上已经放弃了比赛，就在这时，日本队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 
  正是凭着一种挑战者的斗志和心态，日本足球协会已经不满足于在亚洲丛林里老虎一样气定神闲，他们宣言日本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洲际奖杯，并且放出30年后超过巴西队的豪言。中国足球协会什么时候也能为中国足球制定一个挑战性的目标：“5年内赶上日本队”，5年没底，那就再打一场“抗日战争”，8年内赶上。8年再心虚，一代人总够吧，“12年内超过日本队”。看来至今未提出一个挑战性目标，首先缺的便是直面日本队的勇气。而且，据说现在不但有了“恐日症”，还有了“恐韩症”。 
  似乎勇气不足的并不只是中国足球协会。日本队战胜中国队后，球迷们山呼海啸地开骂日本人“鬼子”，诅咒裁判“出门撞车，上天摔机”，骂完了，咒完了，就算是报仇雪耻了。有多少中国人为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而真感到羞耻呢，又有多少中国人因坚信中国队早晚会打败日本队而而满怀憧憬呢？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中国队打不过日本队，便犹如国产货没有日本货好使耐用一样，这仿佛早已无庸质疑。 
  有论者也注意到了这并不仅仅是盘旋在绿茵场上的心态—— 
  在北京决赛场外，我们看到球迷打出“抗日”的认输心态标语（因为他们默认日本比我们强，所以才需要“抗”），却没有人打出“超日”这样有挑战者心态的标语。 
  同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发起“抵制日货”的认输心态的号召，却没看到过有人发起一个“超过日货”的挑战性的号召。 
  ——（林思云《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体育竞技上附载了那么多厚重的政治内容，奥运金牌的竞争俨然已经上升到国家荣辱的竞争，据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费用达到20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如果投入在教育上，可修建10万所希望小学，让1000万农村失学儿童再背上书包；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足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一向视面子比泰山还重的中国人亦默认在最能与日本人争面子的地方失去面子。 
  历史上也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国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鼓励的话，最后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阿根廷人剽悍，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细腻，日本人坚韧，韩国人顽强。绿茵场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什么性格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1)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后，我倒有了这样一个发现—— 
  如今在中国，几乎除了聋哑人不用手机，坐班房的不让用手机，谁不用手机？人们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来，不管身边有人无人，哼哼哈哈、哇啦哇啦说上一阵，随意得像在中国久治不愈的随地吐痰、扔瓜皮果壳。手机在时下，已经几近于阳光、空气，没有了手机，可能就没有了生活。但我怀疑，天空下有如此多的资讯、决定、商榷、友谊、嘱咐、期待在作无形而勃勃地纷飞？ 
  上个世纪80年代，手机还在科学家的脑子里受孕，三支歌风靡了亿万中国人：一曲《希望的田野上》展开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泉水般叮咚的阳光；一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流泻着似蜜一样浓稠的热情；一曲《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放飞一只只白鸽般悠远而又纯洁的理想…… 
  如今有了手机，却像是少了阳光、热情与理想，多了空话、假话、骚扰、陷阱，乃至新的作案手段、作弊方式，那一张张使用频繁、用后即扔掉的“神州行”卡，在破案片里屡屡可见，利用手机在考试时作弊，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要发明“探测狗”来对付。 
  手机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敞开，更快捷，也更阻隔、更虚假，明明你是在本埠，却可以说是在外地，明明你可以接电话，却关了机，说是没有电，或是没有了信号。手机让许多人以一副羔羊般无辜的神情，去从容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与破绽。 
  手机可以使阴谋的策划脱离于暗室，同时也成了阴谋破灭后的罪证。手机让许多节日的问候失去了温馨与私情，变得程式化，流水线化。手机制造了数不胜数、防不胜防的信息垃圾。如果你没有耐心及时删除，它们就像一条条翻着白花花肚皮的死鱼晾在你的信息箱里。 
  手机还是当代某些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再没有格调的人，拿着它便显得严肃起来。再无所事事的人，拿着它便像是时代先锋。再卑微的人，手里握着它便几近握着一个世界。 
  手机产量与销量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却未能使我国的经济、科技，更有文明与文化，也名列前茅于世界。如果让我在时下与没有手机的80年代间选择，我愿意回到那个年代的朝气、希望与单纯中去。至今偶尔在哪里听到那三首歌子，我耳边还恍若飘来了一阵天籁之音…… 
  在某种意义上说，时下的这个手机时代，只是个“伪手机”时代。 
  若套用这个说法，现在不少的国人看似有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可究其实，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可以做得到的说说，不管日后如何，至少眼下让人感到真诚。 
  做不到的事情，可能说起来不无动听，诸如一些贪官墨吏上了法庭，回顾平生时老是说“我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的奶头是圆的还是扁的呢？你们在台上时人民能够左右“儿子”些什么呢？道理说得越是像是诗情，可能就越没有道理。 
  或者，连国家的力量都很难操作的事情，也老挂在咀上说，说得越是宏阔如太空，但做起来越是够不着…… 
  倘若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抵制丰田、日产、本田？恰恰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如热带鱼向往华贵的鱼缸一样向往它们。抵制三菱电梯、TOTO洁具？亦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过江之鲫般去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