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蓝博洲 著 《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 “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2)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从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间，焚烧书籍达650万册，9000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从此在各级学校里，将日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编印的教科书里，连中国地理和历史都不让儿童多了解，反之在专门接纳日本儿童的中小学里，特别重视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的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东北没有新开办一所大学。日本人认为不必过高地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这样更便于巩固其统治。但为了培养高级奴才，先后派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935年至1945年的十年之内，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还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大量向东北移植侨民，先以旅大作起点，渐次向各地渗透。1920年，在沈阳的日侨不到5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15万人以上。在锦州、营口、鞍山等地的日人也同样激增。占领当局在各大小城市划定日本人的住宅、娱乐场所和工厂地区，各城市中风景较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人的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甚至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杂居在中国人中间，他们大都负有日本特务机关的特殊任务，此外，还贩卖鸦片、白面和吗啡，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等，进行毒化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根据沈阳日侨联络总处1946年的统计，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的日侨约25万至30万人；长春、吉林、沈阳、鞍山、锦州等地的有90万人；旅大、营口和风城等地约有20万人；再加上内蒙地区的12万日侨，共计一百五六十万人以上。 
  在东北听不到任何关内的消息，完全不了解关内抗日进展的情况，所见所闻全是日本的宣传：日军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无能，中国军队如何惨败，日军又在华南、华中某地打了胜仗……特别是在占领一个大城市后，都会举行庆祝胜利的大型活动，并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极，对抗战及国家前途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东边的那个岛国却愈加佩服起来……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 
  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 “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