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3)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 见李达 著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4)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见 王晓华 张庆军 编著 《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