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罗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个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罗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鼎鱼焦烂、幕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著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几十年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多少年中，一些抗战的先辈们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过上本该衣食无忧、神采飞扬的日子—— 
  从劳改地释放出来的仵德厚，因妻子患子宫癌去世，他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种地、养羊为生，地里没有什么收入，就是能吃一点不拿钱买的粮食；养几只羊是为了卖一点奶，一天换几毛钱，买点盐、灯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话，再买一把蔬菜。如此清贫的生活，仵老汉没有什么抱怨，他说只要能吃饱就好。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2)   
  近年来老人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他坚持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还洗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自己这一生，没有没遭过的罪，没有没受过的苦，一辈子没有跟妻子在一块儿过过年。这一生，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妻子——仵夫人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师。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由孙连仲将军介绍认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一周，他就上了抗战前线，以后又劳改就业27年。结婚30年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 自己也对不住孩子，当将军时自己就两袖清风，解放后就别提了，给孩子没攒下一点积蓄，他一下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1976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过国家一分钱。现在政府每月给他发3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让他非常满足，仵老汉说他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仵老汉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过去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因为路途远，加上身体不好，仵老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妻子坟上看看了。采访结束，《凤凰卫视》的记者特意从径阳县要了一辆出租车，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汉在坟头对妻子说：今天有香港《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把我带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三十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也很伤心…… 
  《凤凰卫视》记者离开时，尊敬地称仵老汉为将军，他赶忙说：实在不敢称将军，我实在担不起这样高尚的名称，你们说我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这就够我光荣的啦。 
  《凤凰卫视》播出这次采访节目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寄来2万港币给老汉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辞万里，找到径阳县看他，老汉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到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几千人跟着我干，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 
  屈指数着为国捐躯的先烈，95岁的仵老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作家方军也挖掘出了一个名字叫张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张家福到中国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200师入缅甸作战后，在一场恶战中，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