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煤

老人没认出偷瓜贼是谁，却记住了偷瓜贼养的狗，因为偷瓜贼到瓜园偷瓜时，狗也跟着主人到瓜园去了。偷瓜贼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不仅摘了已经成熟的瓜，还把未成熟的瓜用拳头砸碎了好几个。长兴把这件事报告给宋长玉，宋长玉给贾乡长打了电话，让贾乡长派手下人管一下。贾乡长通知乡里的派出所，让派出所把偷瓜的事当成一个案子来破。派出所的人以那只狗为线索，很快把偷瓜贼抓到了。他们把偷瓜贼五花大绑，绑到乡里派出所，进行十五天治安拘留，还处以三百元罚款。贾乡长把处理结果及时跟宋长玉说了，宋长玉表示满意。宋长玉还说，乡里只有搞好治安工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乡里投资。宋长玉以为，乡里处理了一个人，别的人就不敢到农场偷瓜了。接着发生的事，表明宋长玉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低估了农民的力量。那个被拘留的偷瓜贼还没放回，又有人到瓜园里去偷瓜。这次去偷瓜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他们手持铁锨、镰刀、斧头等家伙，不只是偷瓜，简直是对农场进行了一场洗劫。他们不仅把熟瓜摘走，把生瓜踩烂，连瓜秧子都拔掉了。他们挥动铁锨和镰刀，把蔬菜和药材铲得削得乱七八糟。他们还把葡萄树吹倒了不少。在洗劫之前，他们先把宋长玉的表哥和种瓜的老人收拾住了，收拾的办法，是把二位蒙了眼，捆了手，捆了脚，还往嘴里塞了一嘴杂草。亏得那天晚上宋长玉的父亲没有住在农场里，不然的话，宋父也逃不掉同样的待遇。表哥本来是个瘸子，人家把他的双腿合并着捆在一起后，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一站就倒了。那个老人好一些，他把捆到背后的双手扶到瓜庵子，总算站了起来。老人在瓜庵子里拴有一只羊，他把塞满杂草的嘴往羊的嘴边凑，想借助羊吃草的力量，趁羊吃草时，他一甩头，把杂草从嘴里掏出来。谁知在关键时刻他的羊一点都不愿帮忙，他的杂草露头的嘴刚往羊的嘴边一凑，羊就退着躲开了。再凑，羊又躲开了。他只好双脚一点一点错磨着往农场外的路边走，天明时有人路过，才帮他把嘴里的杂草掏出来，把捆手捆脚的绳子解开。 
  听到这不好的消息，宋长玉愣怔了好一会儿没说话，完了，他妈的这农场没法办了。他想当一把地主，看来附近的农民真把他当成地主了，农民发扬过去的传统，在吃他的大户，在团结起来跟他作斗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些大发，他再也不敢借助官方的武装力量抓人。宋长玉懂得，人一旦在黑夜里结成群体，在人人都被黑幕遮脸的情况下，人就不再是人，就成了匪，成了兽，就会变得格外疯狂，破坏性极大。他要是再让贾乡长抓人，下一步说不定会闹出杀人放火的事来。因此他没有给贾乡长打电话，只给父母打电话，说破财免灾，劝二老不要生气。 
  又听长兴说，那块地乡里年年都种庄稼，附近的农民年年偷，哪一年庄稼都保不住。宋长玉这才明白，乡里为什么要把那块地包给他种，原来是转嫁危机，也在吃他这个大户。     
  第九章 （梗概）   
  水到哪里去了   
  若干年之后，宋长玉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如日中天。当他听说唐洪涛退休后承包起了小煤窑，干得有声有色，正在大把赚钱，又起了报复的念头。唐洪涛承包的小煤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炸死了六个民工，他采取了惯常的隐瞒的方法，想通过用金钱和胁迫手段堵住死难矿工家属的嘴的手段，来私下化解这次矿难。正当他的隐瞒就要成功时，宋长玉无意中得知了这次事故详情，心中大喜，立即将唐洪涛举报到了省里，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于是，唐洪涛被送进了监狱，宋长玉终于彻底将唐洪涛打垮了。 
  但是，一些事情的并非按宋长玉设想的发展。由宋长玉一手扶持的老家村支书宋长兴，因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被原先的支书宋海林差人弄成了残废。 
  红煤厂原先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荷花满池塘，泉水叮咚响。但是，随着煤矿的无节制开采，红煤厂枯萎了，土地干旱，作物减产，渐渐连生活用水都发生了困难。再也没有人来红煤厂游玩了，昔日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一个萧索荒凉的地方。红煤厂的人害怕了，像大饥荒年间闹粮荒一样害怕。他们意识到了，缺水与缺粮一样可怕。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得放弃祖祖辈辈居住的红煤厂，逃到有水吃的地方去。如果不逃走，他们就会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回过头他们发出追问，红煤厂的水到哪里去了？一个人追问，十个人追问，一百个人追问，红煤厂的人几乎都在追问。追问来追问去，他们最后把矛头指向了红煤厂煤矿，把矛盾都集中在外来户宋长玉矿长身上。宋长玉百般抵赖，最后答应修建水塔为村民送自来水，这才摆脱了被村民赶走的危机。然而，一个更大的不幸到来了。他的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矿工17人，而且由于消息已经泄露，他想隐瞒也来不及了。在这个时刻，明支书让宋长玉逃到外地躲一躲。 
  宋长玉连夜搭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他没买到卧铺票，坐的是硬座车。车厢里满满的，大都像是外出打工的人。车窗外是茫茫的黑夜，车厢里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反映到窗玻璃上，随着飞驰的列车不停晃动，仿佛那些人影都跑到窗外面去了，悬在车外一齐晃动。宋长玉如在梦中。   
  作者后记(1)   
  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利、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做出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