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复生记

    孙一宣布的反人类罪已经被满洲达海接受。不过，达海更愿意称之为阿巴海“不行人道”。
    因为这时侯的满、蒙、汉都有屠城的传统。
    攻城方久攻不下，攻下城池以后屠城泄愤，似乎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行为。
    隆庆议和之前，不仅蒙古屠中原，中原军队“搜套”的时候也屠蒙古，尤其会大肆屠杀没有军队保护的蒙古妇孺。
    著名的“扬州十日”，扬州城就是先被南明的高杰屠了城外，再被满洲国的朵朵屠了城内。
    明朝的时候，人命如草。
    但是，阿巴海先受降再屠杀的行为违反了满、蒙、汉所有人的道义底线。这样的人不配做人，更不配做大汗。
    能和阿巴海先受降再屠杀相媲美的，也许只有大明陕西的三边总督洪承畴。
    洪承畴同样受到了所有流民的唾骂。
    这也许就是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之后，久久再升不上去的原因。
    “朵朵领着镶白旗来了”，孙一向达海通报。
    达海眼露惊喜：“镶白旗在哪里？我要去镶白旗！”
    “不急”，孙一道，“镶白旗突然停止前进了。等镶白旗离得近了，我派人送你过去。”
    孙一问达海：“博士，朵朵是个什么样的人？”
    达海略略思索一下回答：“朵朵聪明、读过许多书、明白很多道理；他年幼的时候衣食无忧，少年的时候被两位兄长照顾，所以胸无大志，能听得进去别人的谏言。实不相瞒，几位台吉想立朵朵为汗。”
    孙一略略有些吃惊：“满洲汗难道不应当选择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吗？”
    达海摇头：“老汗王有谕，大汗不能选太强的人，要选能纳谏的人。”
    “可是”，孙一道，“我听说朵朵的性格有些乖张？”
    “朵朵心里一直怨恨阿巴海，他处处针对阿巴海，正是因为他心性单纯。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阿巴海才能容得下他。”
    孙一回忆一遍有关朵朵的史料，认定达海所言不虚，
    史载，崇祯六年（1633年），阿巴海安排多铎迎娶科尔沁大妃之女。朵朵嫌弃她体胖肤黑貌丑，坚决不从。阿巴海发话，反正女子生了孩子就会发胖，丑有什么关系！遂令娶。
    崇祯十一年(1638年)，朵儿红和岳托奉命两路征明，阿巴海率诸王大臣送行，朵朵借口避痘不去相送，反而在家中携妓欢歌，批戏衣涂脂抹粉地唱戏。
    崇祯十六年(1643年)，阿巴海前脚刚死，朵朵后脚就向阿巴海生前最为看重的红人——大学士范文程发难，要谋夺范文程之妻。事发，朵朵被被罚银一千两，夺去十五牛录。
    朵朵的这些轶事都说明，他是一个率性而为不计后果的人。这样性格的人，绝不适合带兵。
    想到范文程，孙一心里猛地一动。
    孙一将一包东西交给达海：“博士，你身体渐好，我这里有一个去虫的药方：早晨空腹吃南瓜子，一个时辰后用槟榔水熬水喝，再一个时辰后服用润肠丹。当虫子排出时，千万不要用手拉，以免将虫子拉断。如果虫子不能一次排出，可用温水坐浴，使虫子慢慢排出体外。切记，切记。”
    孙一匆匆回到自己的小院，打开手机查阅范文程的资料，立刻有了结论。
    原来是清史张冠李戴。
    朵朵南下灭大顺灭南明的赫赫功劳，其实全是出自范文程！
    朵朵于统军之道，完全是个棒槌。
    怪不得朵朵此战之后再无建树。
    史载，1644年春天，李自成从山西进军北京的同时，朵儿红三兄弟倾满清全力也在南下山海关抢占北京。
    一个贼，一个虏，这次都一反常态，全部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摆出仁义之师的形象。
    发生了什么事呢？清史没有具体记载，只有如下记录：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初四，此时，崇祯帝已于16天前吊死于煤山，李自成已高踞太和殿，然而满清尚不知晓。这一天，大学士范文程上奏摄政王朵儿红：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尤勤启造，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佐，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
    “窃惟沉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唯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
    “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披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当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披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搞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
    “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举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唯摄政诸王察之。”
    总结一下范文程的启文，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明朝病入膏肓，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第二，满清的主要对手，已非明朝政府，而是农民军。
    第三，改变以往克城不守的袭掠作风。严肃纪律，秋毫无犯，宣示满清入主中原的决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大河以北，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摄政王朵儿红统领诸王大臣以及大军十余万，南下攻明。
    四月十三日，大军在辽河地方驻营。此时清军方知崇祯自缢，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清曾三次光临北京城下，都不能将北京城奈何。朵儿红开始犹豫，是否还要继续南下。朵儿红咨询农民军问题专家洪承畴，洪承畴表示农民军不堪一击，打！坚决入关！
    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十三，满清着急慌忙地去迎接胜利，认定河北和北京唾手可得，从来没有把老对手大明朝放在考虑范围内，反而对农民军有所顾忌。
    这说明什么？
    合逻辑的推断，只能是大明朝已经完了。
    ——瘟疫已经击垮了北京，李自成和朵儿红纷纷摆出王者之师的风范去摘桃子。
    那么，清史为什么不如实记录北京的瘟疫呢？
    ——答案还是因为范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