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复生记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清军和李自成军大战于山海关外一片石。李自成败走，清军乘势追击。
    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
    其檄文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民意于是安宁，清军迅速推行。李自成弃北京逃走。
    五月初二日，摄政王朵儿红在原明朝文武百官的欢迎下入主紫禁城。
    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昔日的坚城已经被瘟疫摧残得不可守。
    至此，满清出兵的目的由乘乱抢占北京华丽转身为“为尔等复君父仇”，所以清史自然不会谈及北京的瘟疫。
    至于北京城里肆虐的瘟疫，随着天气气温的升高逐渐平息了。
    五月初二这天，换算成阳历，正是芒种的节气。甲申年、庚午月，也就是猴年马月的第一天，而马月最中间的那一天，就是夏至。
    五月初二这天如果换算成公历，是1644年的六月六号。如果参考公元2003年的春天在北京爆发的另一瘟疫，大家就会发现，北京的瘟疫总是在六月份结束。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性肺炎。“非典”先是二月份在广东爆发，三月份扩散到北京。
    4月1日，美国政府召回了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交人员及其家眷。4月2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申报了所有病例。广东省三月份有361起新病例，9人死亡。同时，北京、山西、湖南也有人感染。卫生部表示，广东的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4月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他笑谈北京当时的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原话如下：
    “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至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广东省1153例、北京市12例、山西省4例。另外经回顾性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11例、湖南省7例、四川省3例。已经治愈出院的共934人，占总病例数的78.5%。其中广东911例、北京1例、广西8例，湖南、山西、四川的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并且未发生新的病例。”
    4月6日上午，为显示已经有效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由广州市委书记等主要领导带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两万名群众开始了广州市春季健身万人长跑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在3月底得知一位同事患了肺癌，同时出现了非典症状，被送到309医院会诊。蒋彦永医生从309医院得知，309医院有非典病人40名，死亡6例。过了一天，增加为60个病例，死亡7例。同时，蒋彦永得知302医院也有40个非典病例。
    蒋彦永怒了。他认为张文康公佈的数字严重缩小，是对中国民众的误导。4月4日，蒋彦永给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写电子邮件反映情况，未果。
    4月8日深夜，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电话找到，接受了采访。
    4月9日，《时代周刊》在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报道，引用了蒋彦永提供的信息。
    Susan Jakes事后有限度地透露，以前她不认识蒋彦永。是一个“朋友”把蒋彦永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她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通报的“非典”疫情报告是可信的。通报的疫情病例的数字是准确的。
    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对北京市的非典型肺炎流行情况以及防治工作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
    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入疫区。
    4月13日，中国决定将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从此大规模地公开防治展开，由此以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应当是及时可信的。
    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尽管各项防治措施被迅速落实，可能受感染的人数数字在四月份依旧直线上升，在四月20日到26日达到顶峰。可以推理，北京的气温很可能是主导因素。
    4月20日，北京市公佈的非典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
    同日政府宣布，五一“黄金周”暂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停课。
    4月23日，财政部公佈中央财政20亿非典防治基金的用途。
    同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二十四日起停课两周。
    4月26日，民政部与卫生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死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的遗体要及时就地火化，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利用遗体进行其他形式的丧葬活动。
    而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队伍就是在这个瘟疫高峰期进入的北京城。
    4月21日（阴历三月十五），农民军抵达居庸关，明军不战而降。
    4月22日（阴历三月十七），农民军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
    4月24日（阴历三月十九），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
    如果假定崇祯十七年的瘟疫和2003年的非典遵循同样的天气温度曲线，则可以想象那几天瘟疫在北京大爆发的情景，于是则不难理解为什么朱由检事前会决定坚守北京，李自成会轻松入城，也可以合理推导出农民军一入城立刻被瘟疫感染，造成战斗力大幅下降。
    在2003年，可能受非典感染的人数数字在达到顶峰后直线下降，其下降的陡峭程度与上升过程完全一致。
    5月9日，北京宣布，北京非典病例呈大幅下降趋势。医务人员的非典感染病例4月21日到5月1日每天平均是15.81人，5月2日到5月8日，平均每天6.3人。
    5月1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数。
    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数均为零的“四零”纪录。
    6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河北、内蒙古、山西、天津的旅游警告。
    这里当然有政府和民众公共努力的成果，但是人为因素和天气因素所占比重不得而知。
    崇祯十七年朵儿红进入北京是6月6号。只能说，满清命真好，正好赶上了瘟疫的自然结束。
    之后朵儿红下令将北京内城全部清空，改作驻扎八旗的“满城”，汉人不得入内。这一举措无疑彻底阻断了瘟疫的传播。
    即便如此，清军也不敢深入疫区，或者说无力深入疫区。自阴历五月到十月，清军一反军事常识，没有乘势对南京发动进攻，南明政权乘机建立。
    乾隆皇帝为凸显满清“得国之正”，“罕与伦比”。大笔一挥，人头落地。崇祯十七年间的北京大瘟疫就在清史里消失了，后世只能在野史中窥见一二。
    英文中称历史为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所谓的清朝正史，不过是乾隆皇帝给你讲述的一个“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