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第79章


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物,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做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做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做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病。 
  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深刻的教育   
  病中,读书不方便,只好胡思乱想。想得较多的还是跟作家和作品有关的事。这些事以前也想过,思考的结果便是几则“随想”。 
  我说过: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创作的甘苦。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作品换取稿费养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种种惩罚,给逼着写了检讨文章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这一切似乎说明作品属于作家个人:版权所有,文责自负。 
  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回到“牛棚”我还得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写造反派要的大路货并不难,可是写完后交了出去,我却怀疑起来:难道作品真是作家个人的私产,可以由他 ① 信口胡说?难道读者不是“各取所需”,谁又能否定他们 ② 的聪明才智? 
  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复活》(1)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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