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这几年我生病，讲话、写文章不多，要是给自己算一笔账，收获当然更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懂得讲真话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难。 
  此外，我还忽略了讲话和听话的密切关系。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有时认了错就算完事，有时你转不过弯，或者黑字留在白纸上，你不能不认账，就会叫你背一辈子的黑锅。即使你完全贩卖别人的话，并未走样，原来讲话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给你戴帽子，因为他们的级别高，你的级别低，或者他们是官，你是民，同样的话由他们讲就正确，你讲出来会犯错误。有时需要一个靶子，你也会给抛出来，揪出来，即使你只讲了三言两语。 
  以上的话并不新鲜，现在说来，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责任，说明我开出的支票不兑现，情有可原。其实真有这个意思。前一个时候不是有人笑我没有“道德勇气”吗？几年前我开始叫嚷“讲真话”，接连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有人以为我放暗箭伤人，有人疑心我在骂他，总之，不大满意。我吞吞吐吐，讲得含糊不清，便于他们争取对号入座，因为我虽然写作多年，“驾驭文字的功夫”至今还“很低下”，无法使某些读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做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了给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   
  卖真货(2)   
  三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说知识分子   
  一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论就是从他们嘴里嚷出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落实”，也就是由于这类人从中作梗。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尊重知识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简单，“要使用知识分子嘛”。我要你替我卖命，就得对你客气点，做个笑脸，说两句好话，让你心甘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有好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家在困难条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宁愿早日献出生命，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中也很少见，你要他们出力卖命，为什么不该尊重他们？但是“翘尾巴”论者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们卖命还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后抽嘛！”“四人帮”就是这样做过的。结果呢，肯卖命的人都给折磨死了。不要知识，不要科学，大家只好在苦中作乐，以穷为光荣。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指手画脚，乱发指示，坚持外行领导内行，无非要大家都变成外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整了别人，也整到自己。这样一来，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批斗难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拿知识分子做枪靶子吗？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把知识当做草原上的草一样想用野火烧尽它们。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几十年中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验上，最后差一点死在“四人帮”的毒手上。当时我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的大业，摘去知识分子的小帽。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让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随意打骂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我还在痴心妄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我还在等待从一个大运动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时甚至希望做一个不会醒来的大梦。但是我终于明白，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阴似箭，我绕了数不清的大弯，然后又好像回到了原处。可是我也用不着再为这顶知识分子的帽子麻烦了。我就只有在油锅里熬剩下来的那一点点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开会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听的话鼓励也好，我总要交出它们，我总要走完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