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我与他们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翻译过一篇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小说《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啰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是我的小说下一年才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小说和李石曾的旧译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说《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译完《薇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八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过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骚（梭）铜像前诉说我的痛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当然开明书店是照付“版税”的。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重印。我最初写作不多，后来发表稿子的地方多起来，出书的机会就多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我的小说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做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又给振铎、靳以做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人的生活问题。   
  我与开明(2)   
  一九三二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丏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久又去重庆，第二年四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进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