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   
  纪念(2)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上学念书呢？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挤不上车，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担心，又替孩子担心，含着眼泪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很高兴，他和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离开上海。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没有睡。当时哪一家不是这样？对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可是对我们孩子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进流氓的手里，好险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回想起来我真害怕。” 
  他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们又害了别人，他们自己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不过我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是‘紧跟’，幸好只是口说而已，我们并没有‘紧跟’的机会，否则你我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遗臭万年了。想到这个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庆祝‘四人帮’垮台十周年。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一个人！” 
  “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他说：“我读过你写的那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好像亲身参观了那个纳粹杀人工厂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不让人再把我们当牛，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个能够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 
  “对，对。”我连声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从文字游戏开始的。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变化，那些过程，那些谎言，那些骗局，那些血淋淋的惨剧，那些伤心断肠的悲剧，那些勾心斗角的丑剧，那些残酷无情的斗争……为了那一切的文字游戏！……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所以要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纪念馆，你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要大家牢记那十年中间自己的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大灾难的‘文革’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文革’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或者逍遥派，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让大家都到这里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为‘文革’做过什么或者为反对‘文革’做过什么。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笔非还不可的债啊！”他的声音嘶哑了。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四月一日   
  我与开明(1)   
  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小说的原稿曾经被《小说月报》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在那里印了出来。这小说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