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四牌楼 第十四章(4)   
  那一回楼上的枪声，是大哥发出的。大哥和二哥偷跑到姑爹姑妈的卧室，大哥用姑爹的手枪对准屋角的衣架开了一枪。姑爹和父亲闻声冲上了楼去……事后姑爹说：“没想到我们回到楼下一看，竟然一点没乱，舞局正酣，所以也就没有公布真相……我太太岂止是贤内助，真是个无价宝啊！” 
  香姑姑在这样一个“无价宝”的熏陶下，很快提升了她那本来就不低的应变能力。加以香姑姑有着似乎比姑妈更胜一筹的钻营术，到解放前夕，香姑姑便利用在姑爹姑妈家频频组织“派对”的机会，使一位丧偶的国民党官吏迅速堕入了她精心编结的情网，姑妈姑爹便成全了她，使她结束了那夫人伴侣的“工作”，为她操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此后她便也成了一位夫人，再造田府时，她的身份便变成贵客了。 
  香姑姑所嫁的那位官吏，官位不算太高，但长得一表人才，年龄也不算太大，香姑姑是经过反复比较，才相中他的，有些官位更高的鳏夫要么年龄太大，身体糟朽，要么儿女成行，倘若嫁过去势必难以同那些大儿大女相处，而这位官吏不仅身体健壮，原来的妻子竟又并未留下子女，所以香姑姑觉得嫁给他最合算。他们成婚后倒也真相亲相爱，很快生下了一子一女。 
  香姑姑嫁给那官吏后没有在重庆待多久便随那官吏去了南京。那南京的官位是香姑姑给活动到的。后来不知香姑姑又通过什么办法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并有一张接见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上。在1949年至1950年的关键性一年里，姑爹成为了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而香姑姑的丈夫成为了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吏。1951年姑爹被安排到南京的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教官，姑妈和子女们随之都迁到了南京，重庆那栋住宅便不复与他们有关。据说后来成为了共产党高级领导的宿舍。但姑爹姑妈他们到达南京时，香姑姑一家却又不在南京了。经过一度审查，人民政府没有给香姑姑丈夫定罪，但也没有在新的政府中将其留用，香姑姑代为想辙，最后通过她哥哥晏子迟的关系，在北京一家当时还是私营的肥皂厂里给丈夫找到了一个职员的位置，于是他们举家北上，香姑姑又回到了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北京城。 
  但香姑姑没有在北京城住多久，便只身去了青海。在肃反运动中，那张与宋美龄的合影使香姑姑成为了问题人物。据说审查的结果没有给香姑姑定罪，也不打算让她去劳改，不过由有关部门出面，安排了她就业——去青海大柴旦一所劳改农场，在为干警们的子女而设的小学里教书，她不仅没有抗拒这一安排，据说还很高兴地——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去了那荒原上的小学任教。她在那里一教就是8年，每年寒、暑假回北京探亲，她丈夫仍在那座工厂——起初公私合营，后来就完全国营，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是生产肥皂——当一个小职员，挣一份小工资，而就在那八年间，她又陆续生下了三女二男，她丈夫姓邢，她的长子叫邢强，长女叫邢玉，二女叫邢静，三女叫邢清，小儿子叫邢康。 
  他每当想办一件事却碍于面子不能四处活动时，对妻子说：“唉，要能有邢静那股子劲头就好了！”所说的邢静便是香姑姑那二女儿。 
  3 
  仔细想来，香姑姑是在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搭错了车，并且搭的是趟末班车，都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了，她还削尖脑袋要去争取宋美龄的接见！并且据说是贿赂了报纸的记者，才抓拍了一张照片登上了报纸。那并不是一次专门的个别接见，而是一种有一大串妇女过去同宋美龄握手的大呼隆的接见，宋美龄本人一定不会记得有香姑姑这么个人同她握过一次手，并在握手的一瞬间有镁光灯刺眼地一闪。这一闪就决定了后来香姑姑在青海荒原上教小学的艰辛历程。 
  他记得，在他上小学时，香姑姑曾同她的丈夫——家里人让他叫做邢叔叔，到他家作过客，香姑姑那时正从青海回京度假，记忆中，香姑姑一头女干部型的短发，皮肤紫黑，眉眼倒仍然显得比一般妇女秀丽，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制服，脚上一双带绊儿的土布鞋；邢叔叔的偏分头理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新的蓝布制服，脚上蹬一双当年置下的皮鞋——擦得很仔细，只是已无法发出亮光——因为毕竟留在城市生活，邢叔叔皮肤显得白皙而细腻，这样他们并排一坐，便让人觉得女的非常土气，而男的倒有几分洋气，再仔细观察，则又会觉得女的身体非常健壮，而男的面颊微凹，仿佛刚得过一场大病，及至对谈起来，便又会发现女的中气十足，挥洒自如，而男的寡言声微，窝窝囊囊。 
  不过那时候他没心去听香姑姑同父母都聊了些什么，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到院子里同小朋友们玩了一阵以后，再返回家里时，正听见香姑姑眉飞色舞地在对父亲说——   
  四牌楼 第十四章(5)   
  “……这个思想改造可是顶顶要紧的啊！……”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个镜头，他感到有些吃惊，也十分有趣。就同回忆起鞠琴姐曾在姑爹姑妈家那花园洋房的平台上，坐在折叠椅上惬意地织毛线衣一样。当年那个身着闪着磷光的旗袍，大耳坠粗项链，手摇檀香扇，满嘴“咪妹儿，STOP！”的阔太太伴侣，难道从这地球上消失了吗？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大讲青海土坯房里的土坯桌子土坯凳子有利于思想改造的浑身土坯味儿的女干部？ 
  后来有许多年香姑姑和他家中断了来往。只模糊地听说大概在1962年或1963年，她就病退回了北京，从此待在家中。但偶尔他会听见父亲同母亲议论到父亲的结拜兄弟晏子迟，因而也便稍稍涉及到晏子香即香姑姑。有一回母亲便说：“也不知道那子香现在过得怎么样，恐怕恼火哟，她男人一份小薪水，听说转国营一定级就再没往上涨过，她又提前办了退休，合起来能有几个钱？就算老大老二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下面还有一笆拉子女，日子怕紧得很哟！”父亲便说：“为她操什么心？她那人，什么时候都混得过去，岂止是混得过去——能拔尖儿她就要拔个尖儿，有小小的一个缝儿她就能全身都钻过去，有小小的一个坑儿她便能造成一个湖……”再后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回母亲又极偶然地提到香姑姑说：“子香她当年那张照片，怕又会惹出麻烦啊，唉唉，遇上最凶的‘红卫兵’，性命怕都难保哩！”那时父亲正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很不爱听这个话，便烦躁地说：“你去管她！你怎见得她这两年就没办法去跟江青握手，也拍张照片登到报上？”母亲从那以后就再没提过香姑姑。 
  4 
  那已经是“文革”后期，他已经娶妻生子，住在小胡同小杂院的一间小东屋里，过小日子，忽然一天有两个女青年来访，一见面便亲热地唤他：“小表哥！” 
  他望着那两个女青年，只是发愣，无论姑爹姑妈那一家，还是曹叔八娘那一家，都没有这样的表妹，她们是怎么突然从斜刺里杀将出来的一对表妹呢？ 
  那一对表妹一位个子高些瘦些，皮肤比较白也比较干，另一位个子矮些丰满些，皮肤比较黄而且明显属于油性，脸上不出汗也油晃晃的，她们两个叫完“小表哥”便自我介绍，高些瘦些的笑吟吟地说：“我是邢玉！”矮些丰满些的就说：“我是邢静！” 
  他一时不得要领。想不出自己有姓邢的表妹。 
  “我们是你香姑姑家的！”邢玉便提醒他。 
  “啊，香姑姑！” 
  他想起来了。香姑姑叫晏子香，嫁了个姓邢的丈夫，可不她的孩子姓邢。香姑姑的孩子以姑妈为本位，叫他一声小表哥倒也顺理成章。 
  便在小屋里招待她们，让座，献茶，抓出一碟炒花生。 
  邢玉邢静便毫不客气地坐下，大口喝茶，哔哔剥剥地吃花生，又东张西望，仿佛把小屋要彻底透视一番，又拿起桌上的相片凑拢了两颗头看，又嘻嘻地笑，又指着相片问：“小表嫂呢？小表侄取的什么名儿？”邢静又索要牙签，说花生塞了她的牙，他说没有牙签，便向他要火柴。 
  他妻子回来大吃一惊。他便解释，邢玉邢静便也笑嘻嘻地自我介绍。他妻子说要去附近托儿所接孩子，邢玉邢静便一迭声地说她们陪她去接，他说他去接吧，邢玉便说：“哪有劳动你的道理！这本是我们女人家的事！”临到要走，邢静又说邢玉陪他妻子去就够了，她留下陪小表哥说话吧。他妻子同邢玉走了以后，邢静便站到他那小小的书架前，先是用手指头拨弄书脊，然后就抽出这本那本翻看，也不管书架上方明明贴着他手书的纸条“参考用书，概不外借”，最后将一册《辞海·艺术分册(征求意见稿)》拿在手中，爱不释手地一个劲翻阅，然后就说：“小表哥，这本借我吧！我下星期就还！” 
  “我……我还用着哩！”他表示为难。 
  “我就抄几条用得着的！抄完就送来！下星期一我一准给你送来！” 
  他碍于情面，只好说：“我一般绝不借人的，你可一定给我还回来啊！这东西挺不好弄来的！”当时《辞海》尚未正式出版，那“征求意见稿”的16开印本是他辗转到手的，弥足珍贵。 
  妻子和邢玉把儿子从街道上一所简陋的托儿所接回来了，儿子走在当中，妻子和邢玉一边一个各牵儿子一只手，邢玉似乎马上就同儿子混熟了，一进屋就弯下身子问他：“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