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克莱下结论说，仅仅用飞机来保证柏林的供应将是“绝对不可能的”。后勤任务过于繁重：通向柏林的航线仅限于三条狭窄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只有两个机场，它们跟饱经轰炸的整个城市一样，真可谓千疮百孔；驻德美军只有战时已用旧了的100架C-47式运输机，当地英军只有6架同型飞机。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管制委员会的英国皇家空军专家雷金纳德・韦特准将经过他自己独立调研后，认为大规模空运是可行的。他说服了驻德英军司令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后者给伦敦发了电报，请求增调一批飞机来实行空运。克莱对此有怀疑，但仍表示支持，并要求尽可能增调美国飞机。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3)   
  除此以外，克莱还满腔热情地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报告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已经调集了一支6000人的武装运输队，配备了装甲车、火炮和一个战斗工兵营，打算派他们沿公路硬行闯过苏占区。他报告说业已准备就绪，只待批准即可行动。 
  副国务卿洛维特对此感到惊骇，他告诉克莱，苏联人只要炸毁两三座桥梁，“就可以坐在山坡上看热闹”。陆军部长罗亚尔则告诫说，不值得为柏林的货币改革问题而开战。他要求克莱从柏林撤出美军眷属。 
  杜鲁门总统了解到柏林局势后，召集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副国务卿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开会。这几个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同时报告说他们查阅了有关文件，找不出美军自己开路进入柏林的合法依据。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总统已几次强调通路问题，但这一问题每次提到盟军管制委员会讨论时，都遭到苏联人否决。现在想再协商，也为时过晚了。 
  杜鲁门要求他的顾问们了解更多情况再来开会。同时，他下令将两个中队的B-29式重型轰炸机派到欧洲。正是这种飞机在1945年将原子弹投到了日本。这一次没有携带原子弹，但斯大林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杜鲁门是一个扑克牌高手，懂得虚张声势是会起作用的。 
  杜鲁门依然是像平常一样，走路跷脚根，在厚厚眼镜后面眨眼睛，让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忧虑。这时报界大肆宣扬那位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已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仿佛他已赢得大选胜利似的，对此，杜鲁门也显得无所谓。那个晚上，他特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白宫南草坪进晚餐，怡然自得地欣赏景致。他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傍晚”。 
  第二天下午，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空军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沙利文将军，跟福雷斯特尔、洛维特和罗亚尔一起，在五角大楼讨论柏林问题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他们的意见归纳为三种方案：一是美国可以退出柏林(多数人赞成这一方案)，一是试图留在那里和争取外交解决，一是准备跟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克莱提出的派武装运输队硬闯的方案被否定了。没有人提到空运方案。 
  在这会议期间，他们获悉英国人已宣布无论如何不从柏林撤退，这让将军们吃了一惊。在这之前，布雷德利刚刚派了艾伯特・魏德迈少将到伦敦去探讨从柏林撤军的方案。当洛维特在白宫开始向总统汇报他们提出的几个方案时，杜鲁门打断他的话，厉声指出：“谈不上撤退。我们留在柏林――句号。”他看来是跟英国人一样倔强，这又让将军们吃了一惊。杜鲁门真无愧于他的绰号“密苏里最犟的骡子”。 
  洛维特以尽可能尊敬的口吻问道：“总统先生，你考虑透了吗?”指出这一立场有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将需要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处置，但根本的立场是，我们在柏林，是有协议作根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叫我们走，直接施加压力或间接施加压力都不成。” 
  总统的顾问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动方针，但争论也没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鲁门争论，他就会指一指他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墙上的马克・吐温亲笔写的一句格言“总要做得对!”他说“这会叫一些人满意，叫另一些人惊奇”。 
  既然总统坚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转而讨论如何实行这一方针。总统否定了克莱的武装运输队方案，让在座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国船舶封闭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杜鲁门决定以空运为最佳办法。他指示要把空运扩大为一次全面的行动，直到取得外交解决为止。他的多数顾问像克莱一样，怀疑空运未必能满足250万人的供应，但杜鲁门根本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也没有许诺说空运方案一定会成功。 
  这次空运行动的代号为“供应行动”，它动用了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调来的飞机，其中包括39架能运载10吨货物的C-S4“空中霸王”式运输机。所有能飞的人――包括空军新闻官和业务专家，直至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都承担飞行任务，轮流执勤，一天飞两趟。英国也集中了从英联邦各地调来的飞机执行空运，行动代号为“Operation Plane Fare”。柏林人则把这两个行动统统称做“空中之桥”。战时他们听到飞机嗡嗡响，就知道要挨轰炸，而这时飞机嗡嗡响却意味着运来了粮、煤、罐头、脱水土豆和脱水蔬菜，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就这样，豪利上校和英国人6月24日临时安排的一次空运在几周之内变成一次特大规模的行动。 
  最初，飞机起降时刻的安排相当混乱。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坚持要照章办事，架次之间要间隔25分钟，但这速度太慢了，指挥“供应行动”的约瑟夫・史密斯准将只好强迫他们抛开章程，把飞机与飞机在柏林着陆的间隔时间缩短到5分钟。7月初下大雨，耽误了不少航班。螺旋桨、轮胎和发动机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飞机暂时停飞。7月8日，美国的一架C-47运输机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是到了7月中旬，飞行已有条不紊，一架架飞机装货、飞行、卸载、返航、加油、再装货、飞行等等，持续不断。尽管苏联飞机不时地在空中走廊干扰，盟国飞机仍保持了每4分钟一架着陆。7月15日，24小时内共运送物资1450吨，创造了新纪录。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4)   
  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斯大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借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征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致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