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大使们想再见见斯大林，却被告诉说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有一些人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5)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历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尽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呐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此事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那里的苏联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没有封锁”。显然，得在柏林熬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当马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忙碌时，杜鲁门考虑过一个计划，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杜鲁门想，即便是斯大林把责任推到美国方面，只要局势能有所松动，也是有益的。但马歇尔反对这样做，只好作罢。 
  当杜鲁门在西部开展竞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认为空运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样做就会使国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尖锐批评了留在柏林的决策，建议尽快撤出。他们下结论说，为了柏林而冒战争风险，“在军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战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参谋长们准是得了“恐慌症”。 
  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他决定一回到华盛顿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把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召回来参加会议。克莱在会上强调指出，由于美英双方的空运已合并为统一协调的行动，空运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总统问与会者意见如何。没有一个人支持克莱。会开完了，总统把克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克莱说：“将军，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没事。你会得到这些飞机。”杜鲁门下命令立即往德国加派飞机。 
  竞选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先人们普遍认为处于劣势的一方赢得了胜利。投票日的翌日清晨4点钟，杜鲁门的侍从把他叫醒，通报说他以2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可是柏林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定。11月中旬德国出现大片浓雾，空运人员英勇搏斗，但进度仍大大减缓。11月27日，空运一度完全停顿达15个小时之久。苏联支持的东区报纸天天冷嘲热讽。这时，虽然供应量很低，克莱仍决定给柏林每户居民分发50磅重的煤(有孩子的家庭发得更多一点)，帮助大家熬过这恶劣的气候。但大雾一直不散。11月30日整整24小时内，只有10架飞机在柏林着陆。浓雾持续到了12月，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难道老天爷也跟苏联人结盟了?” 
  尽管天气不好，东区警察又刁难恐吓，但柏林有选举权的选民当中，仍然有863%的人在12月5日走到投票站，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1949年来到了，因空运而牺牲者达到了34人，天气恶劣，电力供应更加紧张。英国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把柏林空运长期坚持下去。天气终于晴朗，空运又恢复了势头。豪利对报界宣布：“即使是最顽固的共产党人也一定看出了，他们的策略已经失败。不论是易北河上的封锁还是冬季的冰雪都未能挡住空运。” 
  1949年1月20日，笑容满面的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讲稿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强调要把和平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连战友护送他的汽车阅兵，观众掌声不断，700架飞机飞过了天空。 
  此后不久，斯大林含蓄地暗示他也许愿意谈判。他原先一向强调货币问题，但这次在书面回答一名西方记者关于结束封锁的条件问题时，却对货币问题只字未提。 
  遵照杜鲁门的吩咐，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似乎闲谈的方式，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探听斯大林不提货币问题有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说货币问题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就这样，斯大林缓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却了。美国大使又问，如果安排了外长会议，封锁是否即可取消。对方的答复是他还要再打听。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6)   
  在柏林指挥空运的特纳将军这时看到形势好转得太快，担心飞行员们松劲，就在复活节这天组织了运煤飞机大检阅，让飞机几乎是每一分钟着陆一个架次，24小时内运送到柏林的煤多达12941吨。如果说斯大林对封锁的效果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看到这一惊人的数字，他的希望也一定破灭了。 
  5月，斯大林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任何成果，就屈服了。5月12日午夜0时01分，西柏林的电灯全亮了，路障撤除了，铁路恢复了列车运行。就这样，哈里・杜鲁门及其坚持的空运，没有向柏林投掷炸弹，而是投掷糖果，就胜利了。 
  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对美国人民说，到一定时候，苏联政权就会自行瓦解。他承认，“谁也说不准这将发生于何时，或者将会如何发生”，但他肯定说“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柏林危机之后，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热战。然后，恰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预见的那样，苏联人于1961年在柏林筑起一道墙，将东西柏林隔开。可是，正像杜鲁门预言的那样，柏林墙于1989年被推倒，苏联和东德政府都最终瓦解了。1994年6月18日，美国的驻柏林警备部队举行最后一次阅兵时，天上飞过了一架曾承担空运任务的老式双引擎C-47运输机。 
  附录 
  哈里・杜鲁门总统 1948年10月27日 
  在波士顿力学大厅发表的演说 （节译） 
  （这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最恶毒的反共政治演说之一，公然叫嚣“我恨共产主义”，要“拯救各地自由人民不受共产奴役”。其言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此，在保留其演讲主要观点以供参考的同时，对一些纯属恶毒攻击的言论做了适当的删除。――编者注） 
  谢谢你们，我的好友们和同胞们…… 
  昨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威胁。美国人民帮助拯救了他们。今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共产红色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