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 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 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信中说，他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们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划分，大约自十三岁到三十岁以前为止，这个时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国有一点不同，他在青年会里看见的青年，有许多是嘴上长了黑漆漆的胡须，额角上露出斑白的鬓发，他们的年龄大约快到六十了。现在把这些六十岁的青年缩短成五十三岁，这青年的期间是自十三岁到五十三岁——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时期岂非占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经验，在这一个时期必须读的十本书，在另一个时期果然也是必须读的吗？须知，“一个人的酱油是另一个人毒药！”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来是想写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问，请你在副刊上答复吧。 
  孙伏园回信说： 
  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来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大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投票也并不拒绝，好在票上有年岁一项，计算时可以特别提开的。“青年必读书”，这个观念在无论那一个教员的脑筋里大概都有罢，而且或者已经时时对他们的学生说过罢，现在我就想把他们各家的意见汇集起来，使全国的青年学子知道。“必读书”与“爱读书”，在从前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我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的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们一个参考。汪先生，你一面是大学研究生，一面是中学教员，就你分投两面罢。 
  以上可说是这场好戏的开场锣鼓。 
  它现在和鲁迅还没有关系，往后就有了。   
  还得往前推溯(1)   
  推溯到哪儿呢？ 
  一九二三年春天。 
  这年年初，清华学校的学生胡敦元等四人，给胡适写信，怎样在短时期内得到国学的常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学习国学的时间不多，毕业后都要赴美留学，他们觉得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胡适是个好为人师的人，他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知道学生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就很认真地写了一份必读书目。在序言中说：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法研究”。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的派头，劝人从“小学 ”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会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台湾版《胡适作品集》第七册第127—128页） 
  这份目录甚长，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具之部”，计有《书目举要》、《书目问答》等十四种。 
  第二部分为“思想史之部”，计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十二子”、《四书》等九十三种。 
  第三部分为“文学史之部”，计有《诗经集传》、《楚辞集注》等七十八种。 
  共计一百八十五种。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不到二百本书，下点工夫会看完的。有的书，说是一种，实则是一种汇集，比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看看这书名，就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容量了。 
  须提请注意的是，这个书目里有两部胡适自己的著作，一部是排在“思想史之部”之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排在“文学史之部”最后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如果说“工具之部”只是介绍做学问的工具不能算是学问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以胡适起，又以胡适终的。再就是，这个近二百种的书目里，除了胡适是活人外，其余都是死人，且是死了百十年以上的死人，也可说是古人。 
  于此可知胡适的自信与自负。 
  不光自信自负，还很负责。他觉得他的这份书目，不光可以让青年在短时期内补上国学这门课，“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胡适的文章怎能只给几个学生看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就完事呢。那就要在正式报刊发表了。小报小刊还不行，要发就得发在大报大刊上。《东方杂志》是当年影响最大的杂志，胡适便将这份书目取名《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寄了去。胡适的文章自然是一去就发，不会拖延的，于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上就登出来了。 
  上海的刊物登了还不算，胡适还把它拿到自己办的《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上发表。与《东方杂志》相差不到十天，登在三月四日出版的第十七期。这可是件大事。公布自己推荐的书目，是袒露自己的学术根底，也是对青年的一种无形的号召与指导。 
  也有人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