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谁？ 
  梁启超。 
  在梁启超看来，这是自己的拿手好戏，怎肯让胡适独领风骚！ 
  他俩是好朋友，那就商榷吧。 
  好在那几个清华的学生，当初也向他征答，大概他当时没当一回事，现在胡适的书目出来了，不免有点着急。其时正在京郊他的“碧摩岩揽翠山房”休养，顾不得回城中书房翻查，仅凭记忆，就开列出一个书目。从六月十四日起到二十三日止，分五次在《晨报副刊》登载。 
  显然看得出来，这个书目比胡适的那个要精粹些，也易于使用些。 
  且荡开一笔，让我们看看梁启超先生做学问的风采吧。梁先生的文章名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前面有个小序，是这样的：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也。 
  今人读到此处，千万不敢糊涂，以为真的会“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错误”云云，只是客气话，真要有错，梁先生是不会拿出手的。梁任公之博闻强记，绝非常人可比。 
  真正的书目，前三期就登完了，后两期登的是附录三篇。其三便是《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也可以看出，他是在看到胡适的书目后，才开列自己的书目的。他认为胡适的这个书目不是一点不妥当，而是很不妥当，可说是“文不对题”。致错之由，一是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适自己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读这些书又是不够了。   
  还得往前推溯(2)   
  第二个误点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 
  第三点，也是最让梁先生诧异的是，在胡的书目中竟将史部书一概摒绝！ 
  做中国的学问，不读史部书，还能做成学问吗？胡适真是太荒唐了。 
  两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但却不是一代的学者。梁是前一代的人了。在这方面，梁还是很大气的，在给《晨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 
  内附录“评胡”一段，删去不登亦可。因《清华周刊》曾登胡氏原目，故不得不一辨，并非要弹摘胡氏也。若必欲并登，似宜将“胡目”一并登出（《努力》曾登过），否则令读者纳闷矣。 
  于是六月二十三日梁先生的书目一登完，《晨报副刊》第二天就开始登载“胡目”，分三期载完。这样一来，胡目就登过四次了。 
  两个第一流的学者，为书目起了争端，这在当年的学界，可说是一宗热闹事了。 
  当年编辑《晨报副刊》的恰是孙伏园。 
  这次搞“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征答，说不定正是一年多之前，登载梁启超和胡适的书目且引起争论，启发了他。   
  徐志摩的“跑野马”   
  孙伏园的判断有点失误。 
  来稿（投票）的情况并不理想。“青年爱读书”来稿甚多，而“青年必读书”来稿甚少。孙伏园心里清楚，前者再多也是白搭，只有后者多了这次活动才能说是成功。眼看就到宣布的日期了，学者们的来稿还寥寥无几，孙伏园不免着急。一月二十九日在报上登出《启事》催促：“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伏园敬启原定二月十日起就开始宣布应征稿件，推迟一日，从二月十一日起，还是刊出了。 
  第一篇是胡适的书目，特意标明“以收到先后为序”。二月十二日刊出梁启超的书目。十三日是周作人的，十四日李小蜂，第五篇是徐志摩的，二月十六日刊出。 
  徐志摩不是简单填了设计好的票，而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伏园，刊出时标题为《再来跑一趟野马》。 
  文中说，胡适定下的那个书目，他也曾大胆地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唔，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叫我生吞铁弹了！”生吞铁弹的意思，该是吃枪子吧。 
  这是什么道理呢？ 
  徐志摩说，读书的上策是不读书而能“开窍”，但是这不读书的受教育比读书更难。一般人是做不到，也难有这份自知之明。比如明知画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画，能画成狗也就不坏，最怕的是你画老虎偏像狗，有心画狗又不像狗了。中策是，读书但不傍靠先生，自己去冒险，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必然有大的收获。下策，他打了个比喻，说是学生好比一条牛，先生好比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哪里，山边的草青，还是河边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童哥就会牵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一领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尽可以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梅花三弄”。我们只能羡慕他的清福。至于他的朋友的口味，它爱咬什么，凤尾草团边草，夹金钱花的青草还是夹狗尾巴的莠草，等等，他就管不着，也不用管。就是牛先生大嚼时有牛虻来麻烦它的后部，也自有它的小尾巴来照拂，再不劳牧童哥费心。 
  接下来劝告孙伏园，你这次征求来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倒是很有趣的，至于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宁波人喜欢打破酱缸不怕口高，贵州人是很少知道盐味的，苏州人爱吃醋，杭州人爱吃臭，湖南人吃生辣椒，山东人咬大蒜，这一来看你多难，叫一大群张着大口想尝异味的青年朋友跟谁去“试他一试”去？ 
  说到自己，徐志摩是这么说的：我不是个书虫；我也不十分信得过我自己的口味；竟许我并不曾发现我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却自喜我从来不曾上过先生的当，我宁可在黑弄里仰着头瞎摸，不肯拿鼻孔去凑人家的铁钩。你们有看得起我愿意学我的，学这一点就够了。 
  干脆说吧，他不主张开什么必读书的书单子。 
  虽说不主张开书目，文末，他说，“趁高兴我也把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书开出来给你们看看，不知道有没有十部”。话是这么说，还是开列了十部。这十部书是：《庄子》（十四五篇）《史记》（小半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汤麦司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尼采的“Birth of Tragedy”柏拉图的《共和国》卢骚的《忏悔录》华尔德裴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George Henry Lewes 的《葛德评传》结尾是：“够了。” 
  别人都是老老实实，正儿八经地开出自己的书目，就他玩起了花活。干脆就不主张开，开出的十部中，只有两部是中国书，其余八部是外国书。就是那两部中国书，也不是全书，《庄子》是十四五篇，《史记》只有小半部。 
  这是轻慢吧？ 
  可你又能说他有什么不对。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1)   
  下来该着鲁迅了。 
  不是说徐志摩完了就挨着鲁迅。孙伏园不会这么安排的。是说，徐志摩的登了，后面的应答者之中，有一个是鲁迅。 
  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一个好编辑，孙伏园都会请鲁迅来参与其事的。看《鲁迅日记》，这些日子孙伏园常来鲁宅，来了或许有别的事，说完别的事不会不说到他正在办着的这档子事。就是专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这天，鲁迅的投票登出来了。且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书目：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3卷） 
  这是从鲁迅自己编定的《华盖集》上抄来的，不是从《京报副刊》上抄来的。 
  不妨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 
  一九二三年春夏间胡适与梁启超的那场书目之争的热闹，不会记不得。两大营垒的对立，不会感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