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明末夹缝中

    一个正活在历史当中的人，永远看不清眼前正在发生的历史。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带给崇祯的只是失望，但他不会承认大明的江山即将走向历史的必然。
    反军成了天下的河流，越是堵截就越是泛滥。
    崇祯六年。
    反军三月攻京师地界，而后南下，大败河南明军及川军、白杆军。
    而后如野马入平原，如野火燎平野。
    反军之势几无抵挡之可能。
    七月反军大败川军之后，再次南下河南腹地，占宜阳，攻汝州，而后南下，一股进入了湖广，一股杀入了四川。
    陕西反军的声势开始传至江南地区。
    崇祯皇帝日日召集大臣商议万全之策，但显然此时没有人可以替他分忧。
    大明的朝臣，真正能为国出力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不多了。
    整个天下乱起来的时候，山西的安宁就显得尤为珍贵。
    没有贼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家的也能找到一个夜宿之所。
    每个人每一天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就明白自己今日该做些什么，能得到什么。
    这就是生活，是活着的奔头。
    唐溪东能力不强，哪怕有着后世三百年历史演变的后知眼，但来到明末，也不足以有足够自己让大家过上富贵日子的能力。
    大同社会，只是古书中的一句记载。
    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但决不能当做自己的目标，那样叫好高骛远。
    在反军与明军、后金与明军不断厮杀的时候。
    唐溪东偷得短暂的安宁正闷着头暗中积蓄力量和发展。
    在于蒙古人开始通商之后，且吸引大量南方商行北上之后，山西的经济得到了复苏，虽然暂时不足以让唐溪东的财政能够自足，收支平衡。
    但至少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希望。
    在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唐溪东不断鼓励工业和农作物种植的发展。
    新型农作物的推广在平阳地区取得了成效。
    大明的百姓开始认识到了马铃薯和玉蜀黍这两样由西夷带来的农作物的巨大产量和好处。
    于是纷纷种植，虽然大棚远不如后世先进，但至少可以让大家的土地种得出粮食。
    在土大棚技术的支持下，新型农作物正在已极快的速度自平阳向着山西全境铺开蔓延。
    而工业方面，唐溪东开始放开矿产资源，由商人自行买办开采，但是前提是，所有开采出产的矿口都必须有官府专人安排监督，所有出产的矿产由官府统一按照稍稍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而后统一安排矿产需求和供应。
    鼓励商业开办大型衣饰住行方面相关的工厂，例如纺织厂、罐头厂、自行车制造厂，等等。
    相关技术，唐溪东会给予开放，但要按照技术产业的价值入股工厂和作坊。
    在各个方面面临着百事待兴的时候，劳动力便成为了最吃香的资源。
    虽然最开始的时候，唐溪东所下达的政令便是集中百姓在城池及周边生活，但远离城池的地方还是有大量的百姓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农田和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家业，不愿聚集在城池当中。
    但随着商业发展，当城中的城民开始在劳动之中得到丰厚的酬劳之后，那些原本不愿意居住在城池周边的百姓开始因为各种原因向着城池靠拢。
    唐溪东已经解决了山西百姓生计问题。
    没有农田的可以申请农田，在农忙时免费供应牲畜和农具，在夏收时收取少量粮食。
    大量的山地被开采出来，而后免费分给百姓，这样一来，自然便给予地主阶级极大的打压。
    因为手下的雇农有点见识的都开始自官府手中申请田地租赁凭证，之前大家辛辛苦苦一年下来，种地收获的粮食还不够还地主家的租子，但显然不但有免费的地种，还有专人提供种植技术，提供新型的产量巨大的农作物，还免费供应牲畜和农具，最后所收取的租子连所收获粮食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大家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该怎么选。
    唐溪东的政令自根子里把地主阶级架在半空，上下不能。
    没有人，田地便成了荒地，如果不想成为荒地，自然是要出更多的银子，足够吸引大家来租种的银子。
    这样一来，无形中，唐溪东便让地主阶级的利益向着普通百姓手中流通。
    当然其中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多年来欠债不少的雇农。
    这一部分人往往会被地主直接以欠债逼债的形式捆绑成奴。
    对于这些人，唐溪东一样出台相应的对策。
    可以向这些人提供免费的银钱借贷，帮助他们还债。但是前提是老实本分，能守得住一亩三分地的，而不是那些游手好闲，钱一到手不是进赌坊就是进妓院。
    这些人在租种田地之后，每年收取的粮食要达到所产粮食的一半，当年也不绝对，要根据当年平均产量来调整。
    反正，唐溪东是用尽心思在挖地主阶级的墙角。
    对于地主阶级的打压，还在另一方面，那便是严厉的刑法律条下，阻止专人专办百姓控告地主财主的陈年旧案。
    再打出沉冤昭雪收买百姓人心的同时也切实打击那些多年来为非作歹，任意妄为之徒。
    这样的运动在崇祯六年六月正是在各地开始开展，几乎每个县城的衙门都被控告的百姓堵得水泄不通。
    唐溪东不可能一棒子将这些人打死，因为他还需要依靠这些人手中的银钱和购买力来拉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所以除了情节严重的个别案例之外，其余小的案例，多是按照银钱给予受害人补偿。
    而且，受理案件的进度被有意拖延，在给百姓希望的同时，又不能让地主阶级感到绝望。
    否则人都跑了，就不好收拾了。
    唐溪东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地主阶级对于他的利弊。
    不能一味打压，要控制事态，也要让民怨得到平息，收买了人心，还能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与蒙古人的通商，目前来讲是唐溪东觉得是自己在占领山西之后，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蒙古人给他带来不少的好处，其中有一件东西是，唐溪东两世为人也想不到的。
    这一切说到底还得感谢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