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20世纪的西部

担架由四个外籍考察团团员抬着徒步前进。另外四个等着替换。赫定谢绝了中国团员的好意，他不同意由中国团员抬担架。   
  《黑戈壁》十四(4)   
  在笔记中，斯文·赫定写道：几天以来，由于骆驼状况越来越差，还得驮载物资，便要求团员们尽可能步行。“全体中国籍团员主动将这一困难承担起来，一直徒步走过了风戈壁。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以优良的素质，分担了额外的‘负重’。”他不愿意使自己成为“负担”。实际上，从进入风戈壁以来，每天都有一两峰不堪重负的骆驼卧下便再也起不来了。而倒毙者的负载正一点一滴地增加到了仍然在负重前行的骆驼双峰之间。 
  骆驼倒下还是那峰骆驼，可人呢？人若倒下了，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抵达谢别斯廷之前的最后一天行程，除了红柳和稀稀落落的芨芨草，视野里没有一点生机。一路，荒漠英雄红柳想必给斯文·赫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笔记中他将谢别斯廷附近的荒漠叫做“红柳戈壁”。 
  12月13日。夜幕降临。前方闪烁的营地篝火，将斯文·赫定一行迎至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的并未被遗忘的水源地谢别斯廷。当晚，斯文·赫定亲自在考察路线图中标注上了这个地点（即75号营地）的位置，并正式命名为“那林－谢别斯廷泉”。那林是它的经纬度的测定者，谢别斯廷是这里的地名。 
  在谢别斯廷的最后议事中，决定了面临断粮、绝饷的考察团的命运：赫定必须留下来，等身体大致复原，再前往哈密。地质学家那林、医生赫默尔、考古学家贝格曼也留在谢别斯廷陪伴赫定。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穿过戈壁，奔赴哈密绿洲。 
  12月14日夜晚，中外团员纷纷向赫定告别。从离开包头就为考察团工作的蒙古族驼夫们告别时，赫定临时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为保证大队及时顺利赶到哈密，他将自己支配的骆驼全数交给了大队。这样，随赫定滞留在谢别斯廷的，只有那林分队的8峰骆驼，此外就是4峰不能负重的病驼。而赫定如果遇到意外必须启程，自少得有25峰骆驼才能够移营。这样一来，赫定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听赫定亲口说出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决定，连最强悍的蒙古族驼夫赛拉特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个赛拉特后来被培养为司机，全程参加了赫定1934－1935年勘测西部公路交通线的新考察，并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勋章。 
  临别前，徐炳昶教授告诉赫定，他会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约定的计划，准时赶到哈密，并一俟条件允许，就会接走赫定。 
  第二天，驼队在天刚刚亮就上路了。赫定坐在担架上目送大队走进晨曦。 
  考察团留守谢别斯廷的营地，设立在一个开阔的平滩。赫定在笔记中这样形容寂寞的营地： 
  北边，远方有一丛黑色的山丘，山丘中间夹着几条浅壑。一座小山丘上，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远处的瞪羚、野骆驼、野驴也能够看到旗帜。我们的邻居只有这些不怕人的野兽…… 
  在大队走后不久，有一支汉人商队驻扎在营地的东边。商队答应卖给他们一些粮草，但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14块大洋。买完东西，整个谢别斯廷营地就仅剩下1角银币了。此后，每天傍晚，大家呆呆地望着西边的天际，聆听天籁。 
  圣诞节终于不期而至。 
  12月25日清晨大家全起来了，照例纷纷猜测：这个苦寂的荒漠圣诞节，究竟谁会是第一个来客呢？等见到了第一批“来客”，大家都惊呆了。考察团忠实的牧羊犬“斯纳皮”竟一气生下了7只小狗。刚刚睁开眼睛的狗崽个个穿着合体的黑色燕尾服，仿佛在等待人们的邀请，好出席圣诞盛宴。 
  斯文·赫定和他的同事在谢别斯廷苦守了近30天。在这个期间，曾一再与商队相逢。那林对谢别斯廷地区做了综合的地形学测量，并进行了地质学考察。贝格曼则一直在整理额济纳的笔记。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考古学家不久重返额济纳后，在当地汉代烽燧城障发掘出一万多枚汉简。这是20世纪震动学界的文献发现，人们曾以其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两大考古成果，并由此出现了一门新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1928年1月4日，两个信使冲寒冒雪，来到冷落的探险营地谢别斯廷，带来了考察团的消息。 
  几乎就在同时，德国籍团员马学尔亲自返回谢别斯廷。他在中国气象学生刘衍淮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新疆，并在一个离哈密仅仅三四十公里的、叫做“庙儿沟”的村落租到25峰骆驼，还想到为赫定用木头做了一个轿椅。他是专门来接赫定一行的。他带来了启程必须的骆驼，但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尽管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它的一切工作是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但新疆地方政府居然拒绝接纳入境。目前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交接的地方，已经由重兵把守。徐炳昶教授进退两难，其他分队也受阻，甚至被扣押。据说，哈密不但不欢迎他们，而且已经成为临时战区。即便到了哈密，怎么继续前进，开展工作，是个更困难的问题。 
  斯文·赫定决定，等暴风雪一停止，他们就立即上路。1928年1月8日，在离开额济纳整整3个月后，终于从谢别斯廷向西南方的哈密进发了。 
  我站在环绕着这个奇异的泉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芦苇丛中。如同进入了梦境。 
  斯文·赫定在80年前的营地，是设立在目前有一眼枯井的那个位置。一共三顶历经风雨的帐篷，8峰疲弱不堪的骆驼，陪伴几个探险家－科学家为不成为大队的负载心甘情愿地自我放逐在这里。从1985年起，我知道这个泉水已经整20年。在20年间，只要提到这个泉水的名字，我就如同站在那片丰盛的黄芦中间，我就如同俯身在试探水泉的深浅，我就如同在站在泉水边上目测它离开北方的山脉有多远。今天来到泉水边，我反倒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黑戈壁》十四(5)   
  2点20，我们离开了国门跟前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踏上返程。这个国门就是1992年开放的口岸，它的名字就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3点30，回到营部。在营部暂停时，西力得克开着达布的车，缓缓地撞在了气象局的车后，将其后挡板生生撞了下来，自己的前挡板也坏了。修，要2000元。这次“春游”的代价太大了。此后，达布魂不守舍。 
  不久，到了达布家的牧场。 
  据说，镇上与牧民签的协议规定，这个地界内的放牧权将在30年中不改变。在达布说的一个小小的丘陵区域，我们顶着狂风寻找黑喇嘛部下的遗迹。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当年“最后解决”黑喇嘛的部下的地方——红石山。很快，杨东找到一个前鞍桥，西力得克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挽具。这两个木质东西，使我又跨进当年在巴里坤的放牧生活。 
  我用不着费力就能悬想出，在红石山发生了什么。刺死黑喇嘛，当众挖出他的心吞了下去，用利刃切割下他双目圆睁的头颅后，他的部众已经失去了斗志。原来他们就是惟黑喇嘛的意志为转移，黑喇嘛没有意志了，他们一齐放下了武器。根据蒙古国的文献，在碉堡山，南兹德巴特尔曾进行过“甄别”，最重要的人物，都列有名单。他们要押送回外蒙古的也主要是这些人。在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到达红石山这一带之后，想必许多在押解中的黑喇嘛党羽突然明白过来：回外蒙古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枪决、是苦役。一场暴动（也许是自发的）打乱了南兹德巴特尔们的计划，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在红石山的“屠杀”是“外科手术”的一部分。那些残破的马鞍，那染红了山石的血迹，必定还有事后被处理了的枕籍山坡的尸体，正是“杀降”的证据。逃脱出来的人，就成了当地的匪帮。到1949年，黑戈壁以及附近的广袤区域里，最著名的强梁就是黑喇嘛的余党——红石山的劫余。他们大胆、残忍，不顾后果，特别是不计功利。就像乾隆年间的“玛哈沁”。他们只服从强者，只认比他们马快、枪利、人狠的人。到1950年，溃逃中的乌斯满越过黑戈壁，进入甘青交界处，他从黑戈壁带走了“最后的”红石山劫余者。 
  在达布的营地（牧羊人的房子），见到了放羊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还有一个附近矿山的男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房屋是新盖的，足够大，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有顶的“棚圈”。这样的房子我住过四五年，冬凉夏暖，冬天一定冷得能冻掉人的魂，只不过冬天人就转移了。在房屋附近有一口井，那是一口古井，但达布显然将它保护得很仔细。井的边上有个特别沉重的大石磨，也是前人留给达布的遗产。石磨显然不是附近所出，附近一天路程里就找不到这样的石料。显然也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携带至此的，因为整套石磨有一两吨重。达布的八成新的卡车停在房后，他不但用它为放羊人运载给养，也为羊群运送食盐、药品。同时，还为附近的小矿山跑货运。这就是21世纪的马鬃山蒙古族牧民。 
  往返国门这一路的路况，比我想得要好得多。 
  在路上，娜仁娜说：谢别斯廷，是羊胃里面没有来及消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