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

参看洛晋编著《动物之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1)   
  ——“畜生人类学”发微 
  1993年，我去美国华盛顿整理楚帛书，上班在赛克勒美术馆，住处在马里兰州一个叫Friendship High的地方，坐地铁往西北走，路很远。我记得，从我住的公寓楼往左拐，有家好客的美国人——汤普森夫妇。男的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父亲在南京大学教过书，本人在中国当过兵（40年代的美国兵）。他和一帮传教士子弟编过个纪录片，叫《龙与鹰》，“龙”是中国，“鹰”是美国，对中国非常怀念。女的是作家，写过不少儿童读物，对中国也饶有兴趣。她爱狗，像很多美国人，每天都牵着条大狗在街上溜。狗东闻西嗅，抻着她，步子赶步子，一跌一撞往前走。有一年，她去长沙住过一阵儿，回来写本书，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郊外养狗，市里不让养，我跟她解释不清。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狗不但进了城，而且有了身份证，比人的都漂亮，我想，她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隔三差五，汤普森夫妇会特意从农场采购，做些很有营养但没有味道的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土豆之类，约亲朋好友聚会。像所有的美国party，大家东拉西扯，没有主题。然而有一天，怪了，所有人都谈狗，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狗长狗短，我插不上嘴（英语本来就不顶）。为了入乡随俗和活跃气氛，憋了半天，我终于开口。我说，我也养过一条可爱的狗。 
  “哇……”他们都很惊讶，“在哪里？” 
  “在内蒙。”我自豪地说。 
  “哇……”又是一片惊讶，“叫什么名字？” 
  “叫……叫……”我拍着脑瓜，答不上来。 
  这真让我无地自容（在美国人看来，这就跟你说，你想不起你儿子叫什么一样）。而更为难堪的是，我一想到他们会追问的问题——“这条狗后来怎样了？”——就浑身冒汗。因为我突然想起，这条狗是被我们吃掉了。虽然我只吃了一口，油腻腻的，并不好吃。剩下一张狗皮，也送给了太原的表哥。 
  没办法，我结结巴巴，作难以表达状，随他们浮想联翩。 
  真的，我也养过一条狗，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身材挺拔，神气十足，样子有点像我儿时养过的玄狐兔，皮毛黑而发亮，眼睛上边有俩白点，肚子下边和蹄子也是白的，名字叫什么，忘了，给“插友”（即一起插队的朋友）打电话，他们也想不起来。姑且叫“黑子”吧。 
  黑子本来是条小狗，从老乡家抱来，只有一丁点儿大。养狗的目的，真不好意思，其实是为防老乡——按当时理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应该叫“老师”。本来，在我们心目中，他们勤劳朴实觉悟高，极其神圣。但他们给我们上的头一课，就是“看好自己的东西”。比如，有人说，谁偷你东西找不到主，佘米借钱不认账，千万别吭声，诉苦，只能惹人笑话。这个村挺有名，华北局重点，出过“十八铁姑娘”、“十八铁罗汉”。中秋月圆，千里迢迢，我们慕名而往。赶到那儿，才发现它太穷。老乡什么都偷（偷完集体偷个人，一到夜里，狗就叫个不停），什么都借（我说，除了老婆，但知情者云，老婆也可借，当地叫“搭伙计”）。养鸡，喂了邻居的狗。养猪，是个克郎猪（队里买的，越喂越瘦，越吃越多）。借个房住，也是火烧眉毛倒烟炕，一做饭就涕泗横流，咳嗽不止，屋里都看不见人。家里的东西，该拿的拿，该借的借（暖壶都被人借走了）。最后，就连干活的工具，铁锹、扁担和箩头（箩筐），也是搁地头丢几件，放门口丢几件，出工就剩两只手。 
  有一天，我们终于提出，请队里开恩，把我们的安家费，除锅碗瓢盆、劳动工具和克郎猪，该扣的扣，其他统统拿出来，盖房。后来，这座土房盖好了，地点在北营子（即北半个村子，当地把村子叫“营子”）的东南，左手临近水渠，右后没有邻居，前方比较开阔，很有独立感。 
  有了自己的房，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养狗（老乡家里都有狗），而且心里想，要养就要养条管事的狗，最好是像张正明（这个名字不一定对）的狗。 
  张正明（？）的狗是条凶猛的大狼狗，每天趴在墙上，鸡也好，猪也好，只要一近跟前儿，它会呼啦一声扑下来，爆土狼烟，把它们追得屁滚尿流。客人来了，也是远远站着，把手拢在嘴上，扯着嗓门乱喊，没人敢去敲大门。有一天，不知为啥事，我去找他，竟把危险忘在脑后。心里光顾想事了，走啊走，人都到了门口，还一点动静都没有。顺手推门，门也呀的开了。然而，就在这一刹那，我听见什么声音，在地下（其实是喉咙）滚动，像天上的雷霆，轰然炸响。说时迟，那时快，它已如箭脱弦，扑到眼前。我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倒退了多少步，早就站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脑瓜像张白纸，心咚咚跳个不停。 
  养狗的学问，是老乡教的。哪位老师，忘了。他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老师说，你不就想让狗凶吗，好办。咱这里话说，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娃娃厉害，是见人多。狗凶，是见人少。我看，你家喂猪的圐圙（音kūluè，山西话借用的蒙语，本指土围墙，这里指猪圈）就不赖，墙高高的，栓在里面，别让它见人，等它大了，你看哇。 
  我给黑子做了个脖圈，一根铁链，栓进猪圈。它怯生生地呆在里面：睁开眼睛望，头上是一片蓝天，几朵白云，每天都一样；支着耳朵听，风声雨声、鸡飞狗跳、人马嘈杂，轰隆隆响个不停（以狗的听觉而论，我猜，就和咱们住飞机场差不多），都来自墙外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陌生而让它害怕。然后，就这样，日升日落，月盈月亏，有一天，它长大了。当清晨的阳光射进我们的土屋，它会拨开里间的房门，趴着炕沿舔我。我胡噜它的头，它会眯起眼睛，把我的手衔在嘴里，轻轻咬，真是可爱透顶。况且，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前面掉头迎，后面跟腿跑，让我觉得“走狗”就是“忠诚”。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2)   
  可是，问题却随之而来。我们的狗真是少调失教，让你丧尽人格丢尽脸。它还不是嫌贫爱富，“狗眼看人低”，而是“目中无人”，谁的话都不听，即使主人在旁呵斥，它也照样不听。它只认主人，我和我的插友，一共四人，对知青装束的朋友还收敛一点，见了老乡，脾气就陡增。只要不认识，管你是谁，它都勃然大怒。不仅是人，而且是任何从门前经过的东西。它精力太旺盛，只要听见什么响就狂吠，看见什么跑就猛追。秋天的野兔在堤上跑，它在后面追，真像脱弦的箭。来了陌生人，它会前爪刨地，叫得惊天动地。如果不是我把它的脑袋死摁在地上，而且是自始至终摁着，只要一松手，它就会扑上去乱咬，任何号令都不起作用，脾气大得不得了。当时，有个朋友叫杨润雨，当地的老师，好人，绝对的好人，一不留神，就让黑子啃了脚脖子，拽下来还狂吠不止，咬你手，汪汪之中夹着呜呜，好像还真委屈了它。 
  在我们这个村子，黑子可算出了名。半径50米，恐怖环绕着我们的土房。 
  大概是1969年吧，我们那儿被军管。农民说，苏修来了怎么办？抓内人党，闹吧，我们为啥就这么倒霉？学生可以不上课，工人可以不上班，我们把黄河大堤扒了，什么庄稼也不种，叫他们喝西北风！他们是“兵痞”（年纪大点儿的都当过傅作义的兵）或“兵痞”的后代，喜欢灰说灰闹讲怪话（“灰”有流里流气的含义），什么干部都不怕。可是有一天，他们终于怕了。上面来个于军长，穿个便衣到处走，走哪儿哪儿怕。有个公社，大白天，聚一屋打牌，他进门，没人理，只听一声怒吼，“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一堆士兵冲进去，五花大绑，推上卡车就游街。自从于军长来，上面传达了，军管期间，禁止养狗，以免伤了解放军，自己的狗，趁早自己打，几月几号是最后一天，到时候不打，谁打了归谁。 
  我们那儿是家家养狗，这几天是人人自危。怎么办，打呗。我们下不了手，来个当地知青说，看我的，他拿根长绳，照狗脖子一套，噌地上了房，然后一拽，可怜的黑子，竟呜咽而绝气。 
  我还记着他的话：猫狗九条命，可不容易往死弄。他在房上得意地说。 
  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个“于洪信事件”。文件上说，于军长拔枪打政委（为什么事我忘了），然后撒腿逃跑，围追堵截，无路可走，最后自杀在麦地中。 
  现在回想，“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这话确实深刻。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忘不了，就像什么很有嚼头的食物，余香留齿，回味无穷。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首先是在教育方面。 
  过去，读福柯的书，如《规训与惩罚》，我印象最深，是他对训练的强调。我们称为“教育”的东西，他叫“训练”。这个词，法文原作surveiller，乃“监视”之义，英译本把它改成discipline，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建议。它是“纪律”一词的动词用法，刘北成把它翻成“规训”，是为了表达其复杂含义，词儿比较怪，常让我想起“闺训”，但已被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