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

我想，这是“活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怒不可遏，乐不可支，幽默真幽默，痛快真痛快，远不是雅言所能望其项背，特别是用于骂人。 
  骂是一门种艺术。 
  凡遇可恶可恨之事，不可不骂也。 
  但骂人不吐脏字，那是很高的修养，难。 
  击鼓骂操，横眉立目，咬牙切齿，指着鼻子骂，戳着脊梁骂，大骂特骂，这里面有表情和发音的规律可以探寻。 
  人类的表情很丰富，有人作心理测试，墙上挂张百脸图，自己给自己打分。我们的喜怒哀乐，什么都写在脸上，特别是情绪激动也比较直率的人。 
  我猜，人类最基本的表情是怒，这是我们和动物最有缘分的表情。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热爱动物也研究动物的美国学生，他驱车带我游历美国西海岸，从南到北，一路狂奔。在路上，我们对动物讨论了很久。当时，我太自以为是想当然。我说，动物最基本的表情就是怒，比如猛虎下山，龇牙咧嘴，咆哮山林，这才是动物本色。牲口，高级一点，有悲有惧但不会笑。牛之因老伏死，泪水盈眶；猪之以肥见杀，一路狂嚎，它们顶多如此。哪里赶得上我们人类，挤眉弄眼，表情异常丰富。他不同意。他说，专家研究过猫、狗，它们的表情其实比人丰富，只不过隔膜太深，没有了解之同情。我想，他比我懂，肯定说的对。但人之骂人，怒火中烧，高声詈骂，样子一定很难看。当我们怒斥对方太畜生时，我们自己也一定很畜生，而且恐怕是野兽一般，凶相毕露如虎狼，这点还是可以成立。 
  骂人，除龇牙咧嘴像我们的动物朋友，发音也像，原理是积聚势能。人发怒，一般先抽气闭息瞪眼睛。瞪眼则咬牙，咬牙则咧嘴，好像拉弹弓，先朝后一收，再朝前一放，嗖的一声射出去。或像吐痰那样，先在嗓子眼里打滚，再啪的一声吐出去。方法略同犬吠，也是憋一腔怒火，酝酿于喉咙，压着挤着往外冲，效果有如炮弹，呼啸而出，爆破于双唇之外。语言学家称之为“破擦音”。比如，北方人说cào或rī，如果情绪激动，总是摩擦于前，爆破于后。但前者用齿尖摩擦，声音小，节奏短，远不如后者用上颚摩擦，口腔震动大，声音拖得长。效果更强烈，还要数临河的“shī他”，“shī他”乃“rī他”之音转，其实是同一词的两种发音。发shī，嘴巴是张开的，气流呼啸而出，而不是含在嘴里，声音也拖得长，形成更大的落差。南方人说“diū你妈”，因为绵软，缺乏这类特点，难免逊色。 
  比较一下英语吧（我知识不够，远不足以论“天下”，举一反亿，是迫不得已）。他们的fuck，是以上牙咬下唇作准备，其他略同于我们的cào、rī和shī（注意：他们的很多脏字都是以类似广东话的入声韵尾来收尾，特别是t、k）。发音方法简直如出一辙。 
  像，真像。 
  然而有趣的是，这里没有传播。 
  相似是出于人心同理。 
  2004年5月2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原来的标题是“读书偶记”，副标题才是“天下脏话是一家”，现在用副标题作正标题。 
  注意：文中的“※空皮而※※，※无力而髝髞”，有四个字要造字： 
  （一）第一句。 
  （1）第一字，左边是尸，右边是扁。 
  （2）第五字，左边是羸，右边是皮。 
  （3）第六字，左边是耷，右边是皮。 
  （二）第二句，。 
  （1）第一字，尸旁下加盖。     
  与古人谈心   
  司马迁：史学中的文学力量(1)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早期古书，它差不多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