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司马迁：史学中的文学力量(2)   
  《史记》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我们拿这段话对比苏建评卫青的话，“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2003年3月10日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的题目原作《我读〈史记〉》，过于平板，现在改了一下。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1)   
  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向右看齐，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 
  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毫无关系。 
  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呛水之前，他就已经摔死了。 
  从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让我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离我并不远。 
  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汉奸”帽子给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那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覆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填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的。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我的理解是这样。 
  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王国维和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星。罗长于王，是研究本世纪“五大发现”的先驱。“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氏诱掖奖进，做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是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 
  研究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甲午、辛亥分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国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岁），他博览群书：好《史》、《汉》、《三国志》，厌《十三经注疏》，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岁），他弃贴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岁），他才“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观堂集林》序），通过与罗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