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

这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后两个阶段，皆与罗分不开：不但学术上分不开，政治上也分不开。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条，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自甘堕落”，泡戏院子玩女人，作词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来都是属于“外史”。如果没有这两次沧桑之变，他是当不上那个“王徵君”的。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2)   
  在王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改治国学，折衷感情与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我们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釋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3)   
  王国维是文艺批评家，也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他是历史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说“要充分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释文字虽有“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实的推测”，釋对的文字，数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却多是关键字，“要比孙（诒让）、罗（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辞综述》61页）。 
  现在我们的古文字研究，在细节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处，但王氏的历史眼光却是学界所贫乏。针对于此，我想陈先生的话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附记一】此文原来的题目是作《我读〈观堂集林〉》，过于平板，现在改了一下。 
  【附记二】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学者徒唤奈何，却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自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旧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广其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