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3)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1999年,边看边写(1)   
  1999年的8月28日，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结作点评，被到处找他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直接找到他，请他做“千禧之旅”的特邀嘉宾。因此，在千年之交的最后四个月里，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一路对中东到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进行了考察。许多人通过凤凰卫视见到他们的风采，更多的人后来读到了余秋雨此行的笔记《千年一叹》。他自己说，那部笔记“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递出去 
  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他还说“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那时，我正在《中国博物馆》剧组里上下折腾，每天和川流不息的分撰稿、编导、各路专家等等人交流，“磨合”（一个令我厌烦得要吐的词）。 
  一方面，我们的总体构想和先期出来的几集创作细纲，那么快就得到了深圳文化界的肯定和支持，让我由衷地感受到深圳人民的年轻和拥有希望； 
  另一方面，在北京，怀疑，消解，争吵，一直不断，历史观、艺术观的不一致险些要引得人面不和了。 
  一方是深陷其中的、纠缠于考证的细枝末节；一方是坚守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段、非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述历史的发言。一方是骸骨的陈列，史料言之凿凿；一方是贴近了打量，从不肯妄下结论。结果就是无休无止地开会。 
  当我一听到余秋雨的出行，立刻用我的语言表示了对他的最高赞赏和欢呼。我说他妈的，我敢肯定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文人敢走这一趟，离开了书斋，离开了史料，离开了已有的实证，只带着一双自己的眼睛，一张自己的嘴巴，很多人会根本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真的，我对几个月后“千禧之旅”归来的余秋雨说，哎呀我现在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把整个的书斋都给颠覆了，把中国文人习惯和固守的生存模式给颠覆了。我现在太能真切体会那种恼火和自卫了。 
  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