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陈云对此评价很高。2月8日，陈云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上，陈云把自己一段时间来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认为，困难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 
  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第四个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第五个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看清了困难形势，有利于对症下药，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提出，要把10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 
  陈云提出把10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5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在这个讲话中，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在保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的基础上，采取卖高价点心、糖果等措施，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增供大豆、多造海船增加水产供应等，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用增加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的口粮供应、增加化肥和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等办法，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针对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陈云要求计划机关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2)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并请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方针政策。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将在西楼会议关于经济形势和对策的讲话内容，展开作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陈云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 
  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听了，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所以完全自发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发展。 
  陈云此时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修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减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2个小时，分3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根据陈云的意见进行部署后，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产铁量比上年减少476万吨，钢产量减少200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56亿元。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1年货币发行总额125亿元的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1)   
  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 
  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 
  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