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

要不是顾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还真想问他本人会不会写《可行性报告》或《商业计划书》什么的。 
  老徐感慨说，“怎么现在的学生、老师就这样水平？” 
  想想老徐的话也有他的立场。联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遭受到类似的讥评，什么“大学生连个总结都写不好”、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居然连‘三反五反’都不知道”，当年我就觉得这类指责有点苛求。那天听老徐这么说，我本能地想辩护几句，跟他讲了一番“领导要给员工明确的方向感”之类的道理，可我越这么解释，老徐头摇得更厉害，反问：“不是说现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给加西亚》吗？我还要怎么给他方向感？莫非让我当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讽刺的口气谈到“大学真是越来越大”，说：“明明只是一个读大专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硕士；明明只有技校学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学生，能行吗？” 
  我当时觉得他的逻辑过于粗暴，打击一大片。特别是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考的门槛之高，许多省份还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不过关的人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想想当年的残酷，想想今天的宽松，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话。然而，这次招聘让我感到郁闷的几个细节，让我不禁对老徐的牢骚有些认同。 
  斯文扫地，这就是我在招聘过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这家杂志招聘文化版编辑，按规定要进行笔试。笔试中“知识基础”一栏有一道题是：“请你列举出《万历十五年》中至少三个人物的名字。”有两个应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答案为空白。按杂志社的规定，这类应聘者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性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