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译

    究竟什么是“文心”呢？简单说：就是写文章的用心；若详细一点讲：是指在提笔书写文章时，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陆机在《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我能够读懂书写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汉之前的稷下学官中，有一个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写作了《琴心》，还有一个王孙子（姓王孙生卒名不详）著述的《巧心》，他们都是将“心”字放入了书目标题中，并将写作心愿与书中内容表现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标题中直接选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书是与书写文章的内容有关。至于“雕龙”二字，因为古人写文章，有的就称作“雕缛成体”，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头雕刻成龙图腾一样，而这与邹奭之流，只注重精雕细刻、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的“雕龙”之意，没有太大关系。
    亘古至今，宇宙浩渺，时光倥偬，单在人世间，原本属于智愚贤不肖诸色人等杂处，知识水平参差，才能良莠不齐；在这其中，所谓出类拔萃者，不过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面具备了独到之处的人们而已。毋庸讳言，每个人的年龄自然有时而尽，生命个体注定都会终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创造的有形艺术杰作，得以存留身后，或能福润后人。天地万物，不但形态各异，而且姹紫嫣红，更是气象万千；在这其中，所谓孕育化生的依据，亦不过五行更迭、阴阳变化而已。综括人的一生，单凭五官感触，却能够书写出来，恰似雷霆万钧，抑或气势磅礴，仿佛风云变幻一般的韵文佳作。这一切岂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时空的局限桎梏！难道不是已经超出了大千万物的天然造化，等同于巧夺天工的神奇灵秀了吧。所以说，纵然躯体形骸如同飞蛾草芥一样的脆弱短暂，而一生一世的盛名荣誉，却会像金石宝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贤一再宣扬“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理想，绝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蛊惑人心，而是面对有限生命时，对人对己的真情倾诉、慷慨悲歌和啼血绝唱啊。
    在七岁时候，我曾经梦见天上云彩像织锦一样绚烂夺目，并且触手可及。待到三十岁以后，还曾梦见我捧着红色礼器，跟在孔夫子身后向南行走。当黎明时分醒来，我欣喜若狂……这件事实在太神奇了，要知道圣人是多么难得一见啊！竟然还托梦眷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因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再赶得上孔圣人伟大的了。于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够答谢苍天垂青和圣人惠顾，并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业，莫过于像孔圣人一样的整理文籍、注解经书吧。但是，在孔圣人身后，像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已经把经书弘扬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个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径，以至于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问题，特别是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特性和艺术规律，尽管这一部分内容对于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经书典籍而言，不过类似当作陪衬的青枝绿叶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像规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离不开他，治理社会安宁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离不开他；即便在帝王将之间，也需要依赖他，才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共同交流，而国家一切军政要务更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张弛有度，并达到安之若素。所以说，尽管研究、解析和说明文章的体裁样式、修辞格调、内容特色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等问题，最终必定还会追溯到经书典籍的内容实质性上面。然而，随着时代久远，特别是伴随文集浩瀚及其花样翻新，后继学者不只是眼花缭乱，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经莫终于是了；另外，汉晋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来愈喜好猎奇，尤其热衷浮夸怪诞，并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艳丽色彩，愈发专心致志于细枝末节的极端乖巧……如此文化风尚的社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说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说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说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论》，华丽简略，颇显空洞，而陆机的《文赋》，措辞微妙，感觉琐碎；挚虞《文章流别论》深刻独到，语言不够精致，而李充《翰林论》浅显概括，思辨失之单薄。此外，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偶尔于文章之中，评价论说，语出惊人，即便判断结论准确，却欠缺追根溯源，更没有探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任何文化性问题，如果不能像圣贤先哲一样，真正给予全面而精辟的讲述、论证和判断，那么无论在过去业绩成就之中是否有过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经验或教训！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扬长避短、有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贡献呢？
    《文心雕龙》在整体设想和文本构造上，简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具体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间的自然道德为宗旨，公开尊崇先哲圣贤为老师，将经典当作读习参照的文体标杆，参照纬书的钻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诗经》演变成骚体的艺术规律，通过例举稽查，把文章写作中诸多关键性问题，极力阐释明确和分析透彻吧。
    凡评价文章，或说成文学批评、文艺批断，首先要像现今流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话语一样，第一步就是进行恰当的分门别类；然后，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确立名称和定义概念；随后，选择代表性例文章句，即举例说明；最终，总结特征，挑明各种类别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本书上半部分的前面诸篇，属于提纲挈领，并把整书的主题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类原则和写作思路，基本都讲解清楚了。至于书写文章时，究竟如何区别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具体问题，以及在不同体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样表现，或者“文采”应该有何特征等状况，其大致篇章内容的安排如下：《神思》《体性》是讲述情怀志气表达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风骨》《定势》是描绘个性气质与文章体例的相互影响，《附会》《通变》是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问题，《声律》《练字》则是从阅读角度追溯韵律和字词的源流趋势；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时序》论述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才略》追溯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说明文学欣赏和作品评价的难易程度，《程器》讲评作家个性品德与社会成就的关系问题；在最后，也就是本章《序志》，不仅说明全书的创作意图和框架结构，并且作为本书序言吧。其实，通过该书下半部分的后面诸篇，全书的纲目安排，也就一览无遗了。至于全书为何总共50篇，则是依据《易经》数理，即《周易·系辞上》所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书50篇之中只有49篇，可以作为通常文章写作的艺术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仅是针对某一篇文章，无论进行评价还是当做序言，都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归纳众多文章的得失优劣，那就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其实，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如同观察和采集鸟兽的羽毛皮色一样，虽然在外表上好像只是五色斑斓性差异，但在质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个体骨血的滋生养育。也就是说，凡涉及表面现象与本质联系之类的复杂机理和内在因缘等问题，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简单事实面前，如果用心于使用字词文句，来将其中的道理描写得即清晰而又准确，那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仅仅是极其困难，而最为难上加难的却是词不达意的羁绊和缺憾。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分门别类之中，尤其于稽查例举时的评说和议论，如果与他人近似或雷同，绝非就是人云亦云，而应是本该如此吧；如果与他人不同或相悖，也并不是贪图标新立异，而应是理所当然。至于这其中之所以出现了相同或差异的具体原因，决不是这些评价说法是否源自古人还是今人，主要还是通过具体性分析之后，能够得出来的比较中允公道的判断结论而已。
    立足当下，环顾古往今来的文坛景象，尽可能悉数其中的所有风云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这虽然就是本书立意之初，曾经极力想达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系辞上》中，既然孔圣人也发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个人，亦不过只有瓶水管窥的艺术水平，又怎么可能全面丈量清楚需要矩矱为准绳的文学天地呢？呜呼！在既往文化长河中，经书鳞波，文籍浩瀚，我的见识和评说，如果能够跻身其中，顶多算是沧海一粟啊！瞻望来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龙》或许会像石沉大海，终将蒙尘渊底了吧。
    总而言之：生命百岁终有岸，知识汪洋大无边；一步登天属儿戏，拾阶而上必坦然。从来浮游多闲趣，寂寞丹书如面谈；亘古知音何相逢，心有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