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没有森林

“谢谢你的来信，”玲子在信里说，“在这座安静得有些封闭的小镇上，收到你的来信，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虽然对你来说也许无关紧要，但我却为之欣喜不已。因为它让我回忆起与你、与直子在阿美寮的美好时光，虽然已经物是人非，但往事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同学的这所音乐学校有五个班，我负责的班里有十六人，年龄大都在五至十岁之间，最大的一个十三岁。每天上午上课三个小时，下午练习。孩子们个个眼睛明亮，像天使一般，而且很听话，即使有几个淘气的，稍做工作便恢复秩序，毫不费劲。同学为我在附近找了一座房子，设施齐全，十分方便，总之，一切与我当初预想的种种困难大相径庭。”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为自己倒上一杯热水，喝上一口，只觉一股暖流自喉间顺流而下，所经之处无不熨帖异常。我精神也为之一振，继续往下读。
    “凭借我的音乐基础，教授这类课程自然得心应手，无需另外学习，因此生活颇为轻松自在，闲暇时间很多。我养了一条小狗，为它起名叫贝贝——为了纪念阿美寮时的那条狗。我喜欢这种动物，它天性豁朗、简单，而且对人忠诚，这一点与你养猫不同噢。每天早上起床后牵着贝贝绕房子跑两圈，下午黄昏便到镇上散步。贝贝很乖，寸步不离我左右，见人便很有礼貌地摇摇尾巴表示友好，它浑身的毛乌黑发亮，你见了一定会非常喜欢。
    “相比在疗养院的生活，我倒觉得此处的生活更有助于我的心灵宁静。每当我坐在钢琴前，十几双眼睛集中在我身上，顿时心中无比踏实，就好像恍惚飘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正惊恐间，一下子触到了坚实的大地，安全感一下子包围了自己。相比之下，在疗养院，虽然每天的生活亦不无异常之处，但由于与世隔绝，总担心一回到社会上，这种虚幻的正常会被吹得烟消云散，人继而崩溃。在这里则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与外界的正常人有了正常的交往。我仿佛感到大脑中某种东西正像脱轨的火车一样，被一群人渐渐扭上了正轨。
    “黄昏时走在旭川街上，也是我最为轻松的时刻之一。同学的音乐教室在当地颇有名气，镇上的人对我们几位教师都认识。因此，迎面走过的人都与我热情地打招呼，很多人我甚至都不认识，那种友好的空气，感觉真是好极了。有时我想，如果直子当时来这里，而不是去阿美寮，说不定很快恢原也未可知。
    “其余时间，我便与同事聊天。我这位同学不但请了我，还请了音大同班的其余两位，因此相互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共同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讲述当时班内的趣人趣事，互相描述当时对彼此的印象。令我颇感惊异的是，他们对我的印象与我自己竟有那么大的差异。他们说，那时的我高傲、自信，有一种令人震慑的魄力。天哪，大学时代的我，不知有多自卑，整天为一些琐碎的小事郁郁寡欢，而在他们眼中竟然是这种样子。我也同他们提到了你和直子，当然，对在阿美寮的生活，更多的时间是我独自一人回忆，那段与你、与直子的美好生活，我要独自享受。
    “在许多世人眼，这种过度沉湎于回忆的生活未免有些暮气沉沉，但于我，却是再恰当不过。虽说生活要向前看，但那是针对大部分人而言。自打手指出问题的那天起，我的生活便掉转了方向。我的生活要义，已不再是留学德国，在钢琴比赛上拿到第一名；如何平静地活着，像正常人一样喜怒哀乐，成了我的最大问题，做到这一点，便是我的胜利。这一点，我和直子，和阿美寮的那些朋友是相同的。如果别人说我现在的生活是在向后看，我倒认为，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在以向后看的方式向前看。
    “旭川的天气很冷，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没膝盖那么深。课余时间，孩子们滚雪球、打雪仗，还堆了两个很大的雪人，立在教室门外，那样子滑稽极了。”
    在信的末尾，玲子写道：“渡边君，有空的话，到旭川来玩，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一切。”
    我反反复复将玲子的信读了好几遍，又喝了一杯热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味玲子的信，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才缓缓睡去。
    中午时我醒了，洗漱完毕，到电话亭，按照玲子给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甜美的女声，我说找石田先生，那边大声呼唤玲子老师，随即电话声筒传来玲子的声音。
    “信收到了，我明天到旭川看你，可有时间？”
    “有时间，随时欢迎，渡边君。”玲子在那边欣喜地说。
    “那好，明天见。”
    “明天见，渡边君，我到机场接你。”玲子说。
    放下电话，我乘车到市区买了点即食品，以应付当天的晚餐。路过书店的时候，我想起永泽向我推荐的书，便准备买来读读。在海明威作品专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乞力马扎罗的雪》，细翻后才知道，这是海明威的短篇，我便把收录短篇的那本书买下来。
    到订票处订了一张飞往旭川的机票后，我打电话给打工的那家意大利餐馆，说自己有事，下周末请两天假，对方爽快地答应了。我随即把电话打到学校，也请了一星期的假。
    放下电话，我想起绿子，把电话打过去，这次恰巧正是她接电话。“什么时候有时间？请你吃饭。”我说。
    “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这次绿子没有挂电话。
    “好几天没见你，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
    “哪里会失踪？姐姐结婚，我忙得焦头烂额。”
    “代我恭喜她。”
    “谢谢。”
    “能见个面吗？你说时间。”
    “现在不能。”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一年。”
    “啊？”我惊呼，“一年，太长了吧？”
    对方再无言语，“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吃罢简单的午饭，我便躺在床上读《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很短，不消两个小时便读完了。凭心而论，写得相当不错。永泽关于海明威的那番评论，我也完全认同。的确，海明威是个过于敏感的作家，而且，他总是对自己不依不饶，时时刻刻忘不了拷问自己的灵魂，终于坚持不住而选择了自杀。
    我不由又想起了木月，对他的自杀，至今我都十分费解。那么温和的一个人，对人真诚，善解人意，从没见他对任何人发过脾气。而且，家庭富足而和睦，可他为何自杀了呢？直子和他在那边好吗？直子是否还受那些东西的困扰，黑夜、孤独、寂寞，在它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时候，她还会哭吗？
    还好，有木月在，可以好好安慰她。
    我又想起直子的姐姐，她们姐妹俩在那边该见面了吧？
    当海明威扣动扳机的过一刹那，是否有一丝的悔悟呢？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寻求木月、直子等人自杀的原因。我苦苦思索，渐渐有些筋疲力尽，不觉沉沉睡去。梦中又见到了直子。第二天，按照玲子的嘱咐，我带了件棉衣，匆匆赶往机场。十一点三十分，在空中小姐优雅的提示声中，飞机平稳地升到高空。
    耳机中播放着鲍伯·迪伦的音乐，我俯视窗外的朵朵白云，想到要暂时离开这里的一切，心中便涌起了一种异常安静的感觉。我仰在座位上，微闭双眼，渐渐沉浸到了鲍伯·迪伦的音乐之中。
    醒来时已是下午一点钟，空中小姐微笑着走过来，告诉我错过了午餐时间。
    “对不起，刚才看您睡得正香，所以没有打扰。”她笑靥如花地说。
    我摆摆手说没关系，要了杯饮料。
    “不吃点儿主食？”她轻柔地问。
    我摇头：“请问，现在到哪里了？”
    “我们正在扎幌上空，”空姐说，“著名的观光胜地，每年二月份，这里都会举行雪节，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漂亮的雪雕，届时到此旅游，您一定会尽兴而归。”我笑笑表示感谢。她见我再无他事，便冲我莞尔一笑，随即轻盈地走开了。
    我向下俯视，洁白的冰雪覆盖着整个大地，凭借点缀其间的绿色植被，可见其大致地势轮廓。地面上一座座丘陵延绵不断，地势雄浑粗犷，真有一种原始风情。人都说北海道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夏季，看来果真如此。
    我努力回忆，第一次到旭川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夏天，木月死后十月间，高中考试刚刚结束，等待通知书的那段日子。
    一想到那时的时光，一种类似青果滋味般新鲜的苦涩感便涌上心头。
    我不禁又回想起了那些奇特的日日夜夜。那正是木月死后几年的日子，从那以后，在我眼中，每个人都潜伏着死，死与生在他们身上并存共生。就连那些生龙活虎的孩子，死照样依附在他们稚嫩的身体上。正是在这种苦苦思索的痛苦之中，我在一个傍晚，独自一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记得当时是准备到国家的最北端，结果不知为什么，到了旭川就没有继续北上。当时旭川到处是树，我只是在街上转了几圈，找了家旅店，把自己憋在屋里，两天没有出门，然后就坐火车回来了。仿佛跑到千里之外，仅仅是为了在异地旅馆里睡一觉。
    旭川也存在死，到处都存在着死亡。
    想到这里，我蓦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两次来旭川，都是在一位朋友死后。上次是木月，如今是直子。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旭川的冷的确非比寻常，走出飞机的舱口，一阵寒意立即包围了我的身体。虽然那位空中小姐在降落前一再提醒，我还是有点始料不及。
    我没有让玲子来接我，让她忙自己的。到一个地方，先独自转转，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坐上公共汽车，向窗外望去，小镇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树，整个旭川简直像建在森林里。相比三年前，变化相当大，许多建筑拔地而起，与周围的参天大树竞高。与东京不同，漫步在旭川街头的人，无不显得悠然自在、安静、休闲，毫无东京街头那种行色匆匆的劲头。
    按照玲子在信中的标示，我在一处斜坡前下了车。迎面是一所学校模样的建筑，大门左侧挂着一幅匾额，上写“蓓蕾音乐学校”。想必就是这里了。
    门卫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和蔼的老头，听我说明来意，便拨桌子上的电话。我站在小屋外，听不见他说什么。他放下电话后，冲我一笑，招呼我进屋。
    “石田先生正在讲课，还有十几分钟，请稍等片刻。”
    我点点头，坐下后环视这间小屋。屋内设施极为简陋，但炉火烧得很旺，让人觉得非常温暖。
    老头起身为我倒上一杯热水，打量我一番，“请问从哪里来？”
    “东京。”我想起玲子在东京时对房东说谎避嫌，便又补充了一句，“来看姨妈。”
    “好远的路程，”他不由地感叹一声，继而又和蔼地笑笑，“你这位姨妈真是个好人，待人真诚，而且教学认真，常常把后进学生带到家单独辅导，我们这里没有不夸她的。”
    “是啊，”我附和说，“姨妈对谁都特别好。”
    “只是一件，”他叹气皱眉说，“一个人独身，没有亲人，怪孤单的。”
    正说着，玲子敲门进来，与老头打了个招呼，我便起身告辞。
    “石田先生，不再坐会儿了？”老头起身追到门外。
    “您老忙着。”玲子朝他扮了个鬼脸。
    “这老头一见到人，就会叨叨个没完。”玲子说，“渡边君，路途愉快吗？”
    “不错，”我说，“不过，有时候，我倒愿意听老人们聊天，不失为一种乐趣。”
    “那当然，那老头可有趣了，像中国的熊猫一样憨笨可爱。”
    玲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看起来比以前胖了一点儿。仍显瘦削的脸庞，加上利落的短发，夹着香烟的纤长手指，使她周身洋溢着一种爽洁、干练的气质。
    “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位少妇。”我如实对玲子说。
    “少年时代的少妇？”玲子说，“渡边君，讲详细些？”
    “非常漂亮，是一位战死军官的遗孀，丈夫死时，她才十八岁。”
    “是吗？”玲子满面生辉，打了个响指，“我们长得像？”
    “倒不是很像，”我斟酌着词句，“只是刚才看见你第一眼时，突然想起了她。就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