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没有森林

“你这么说，我已经很高兴了。”玲子笑道，“渡边君，你夸人的本领非比一般，就凭这，准保能骗倒一大群女孩。”
    “我不过实话实说罢了，不知为什么，常常给人这种误解。”“啧啧，再加上这一句，夸技更是了得。“玲子指着我说。
    玲子住处离学校很近，走进屋里，感觉温暖如春。一条狗“呼”地扑过来，围着玲子的裤腿，摇着尾巴转个不停。看见我，却“汪汪”直叫。玲子冲它大喊一声：“贝贝，对客人要有礼貌。”那狗便“哼哼”几声，退到墙角去了，只是远远望着我们。一身黄色长鬃，像头小狮子似的，的确非常可爱。
    我环视周围，屋内设施极为简单，墙上挂着一把吉他，墙角处有一架钢琴。饰物颜色全是冷色调，显得素雅、清新。
    “现在还弹吉他？”我问。
    “当然，一天不弹心里就发慌。”玲子说，“学生到我这里来学钢琴，累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弹一段，只当放松一下，也算有个听众。”
    “你这么善于自娱自乐，一个人也活得充实自在。”我说，“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在阿美寮那种地方呆了八年。”
    “在那里等直子和你呀。”玲子翘起嘴角开玩笑，稍即又说，“宿命吧，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清楚。”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哎，对了，渡边君，和那位叫绿子的女孩怎么样了？”
    我喝了杯热水，将几个月前与绿子的事情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并向她讲述了自己目前的苦恼。
    “本来以为，与绿子交往了这么长时间，况且直子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我们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谁知，那天晚上，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事情远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说，无法轻松地忘记过去？”
    “也不完全是单纯地忘记过去。”我在脑海中斟酌着恰当的词句，却发现如何也不能成功。最后一次辞别直子，回东京见到绿子，我感觉心里已被她装得满满的；可直子去世以后，我却明显地感觉到心中的某处空白，绿子永远填不满。这团迷雾状的东西，在头脑中久久无法散开，诉诸任何语言，都觉得苍白无力。而且，那天晚上和绿子在一起，我竟然梦见直子，让我非常沮丧。
    “渡边君，这种感觉，我很能理解。”玲子点燃一支烟，“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确很伤脑筋。问题是，我们能否真实地面对自己。”
    我点点头。
    “渡边君，”玲子将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对你的生活，我无法给予你满意的解答。许多问题，终究是自己解决。还记得直子给你写的信吗？‘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把我那份也要活出来’，记着，还有我，石田玲子那份。”
    我张开口想说话，却发现喉咙被什么梗住一样难受。
    “好了，渡边君，”玲子起身望望窗外，“今晚吃什么？”
    “还是火锅吧。”
    “太好了，我也是这个打算。”玲子拍手说，“渡边君，先陪我去买菜！”
    “这里的人似乎都认识你，那么多人打招呼。”买菜回来的路上，我问玲子，“人缘不错嘛。”
    “那当然，这里的好多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的孩子是我的学生嘛。”玲子自豪地说，“别看是小镇，人们都非常热爱艺术。”
    “我喜欢这样的小镇，平和、安静、气氛友好，好像鲍伯·迪伦的歌声里的某个地方。”我看着近处被冰雪覆盖的山坡说。
    这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街上穿着厚重棉衣的人们，老远大声地打着招呼。远处，几个浑身是雪的孩子，相互打闹着滑雪，贝贝绒球似的滚过去凑热闹，被他们一顿雪球暴打，狼狈地跑回来；一位带着口罩，只露出长睫毛大眼睛的姑娘害怕摔倒，只好推着自行车缓缓而行；几个年轻人围着一个堆得老高的雪人指指点点，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他们看见我，都露出好奇的表情，直盯着我看。
    “哈，玲子老师，”他们中的一个说，“从哪儿收了一位大徒弟？”
    “东京的外甥。”玲子也大声地回答，“特地来看我。”
    他们便大声向我问好，我也报之以微笑。
    “这里的人几乎全部互相认识，因此对陌生人很好奇，一眼就看出来。”玲子推开门，“不过，对外人都非常有礼。”
    “我挺喜欢吃火锅，”玲子一边收拾煤气灶一边说，“特别是冬天，一伙人露天围坐在一起，吃得热火朝天，直到头上冒汗。跳动的火苗，升腾的热气，被辣得咧嘴的脸孔，这样喧闹火热的人生，才够有味。”
    “我早就劝过你嘛，找个人重来一场，搞一次有声有色的恋爱。你却总是不听。”我笑着说。
    “求你，渡边君，别开这种玩笑了。”玲子说，“一想到这些，我就心存恐惧。”
    这时锅里的水沸腾了，红红的辣椒漂在水面不断翻腾，像升腾的火苗，热气腾腾地冒上来。贝贝嗅到香味赶来，不住地摇尾巴。玲子扔给它几块肉，它便叼着趴到一旁大嚼去了。
    “渡边君，那位少妇，到底是怎么回事？”玲子一边开启啤酒，一边问我。
    “少年时代注意过的一个人。”
    “怎么注意上了这样一个人？”
    “漂亮吧，当时觉得。”我说。
    “哈，渡边君，多情的很嘛。”玲子笑着说，“你才几岁啊，当时？”
    “大约十四岁左右吧。”我说，“许多事情都忘了，只有这件事，直到现在，脑海中依然清清楚楚。”
    “可否讲讲？”玲子感兴趣地说。
    “当然可以。”
    “注意到她的时候，我正读初中。”我说，“这事说来话长，是通过一个社会不良青年认识的。”
    “不良青年？”玲子睁大眼睛，“喂，渡边君，你看起来可不像那种胡作非为的坏学生啊，怎么和那种人混到了一起？”
    “没有，迫不得已而已。”我解释道，接着往下说：
    “那个年龄都血气方刚，校园里常有斗殴事件。因此小团伙应运而生，团伙内成员一致对外，一人受辱，大家出面。没有加入某一团伙的人，便容易受欺负。为了避免麻烦，我也加入了一伙。
    “我那一伙的头头，是一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家伙。名叫藤井，性情顽劣，厌恶读书，父母管不了他，只得由他去。因为年龄稍微大一些，他便成了头头，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藤井常常策划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周末时领着大家去干。什么到乡下偷苹果、偷鸡啦，晚上到公园里滋扰那些情侣啦，用石子砸坏街头路灯啦，吓唬走夜路的女孩子啦。几乎无恶不作，成了那一带的公害。
    “每做完一件坏事，看着受惊的女孩第二天哭哭啼啼地上学，大人们气急败坏地重新安路灯，情侣们惊惶失措地落荒而逃，一伙人特别有成就感，就像欣赏自己的胜利果实。”
    “我说渡边君，你也参加这类危害社会的活动？”玲子插了一句。
    “哪里。”我说，“那时候，一到周末，我就读父亲为我订的《世界文学全集》。对藤井组织的这些事情，丝毫不感兴趣。跑腿的小喽啰来叫我出去，实在无法推托，我就敷衍一下，跟他们出去玩一会儿。”
    “像你这么不听话的手下，藤井不会收拾你？”玲子问。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对这类事情都无比热衷，藤井不用担心没人跟着他，所以对我也并不太在意。”我吃了一口胡萝卜，继续讲下去。
    “有一次，一个刚刚入伙的小喽啰来叫我出去玩。是一个五年级的孩子，为加入藤井的团伙特别兴奋，因此游说起我来格外卖力。说藤井只叫了几个重要人物去，这次的事情非同寻常，‘反正，去了准保不会让你后悔’。
    “我最后实在是不胜其烦，加上父母亲闹矛盾，心里不大痛快，于是就当散散心，跟着他出去了。
    “小喽啰三步并两步在前带路，来到一个菜市场。藤井早在那里坐着了，一伙人众星捧月般围在他周围。他正要训斥小喽啰为什么来这么晚，后面的手下扯了一下他的衣襟，‘嘘’了一声，一伙人都朝一个方向望去。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正迎着我们的视线走来。她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长裙，身材格外窈窕，微笑的脸犹如明媚的春光。欣长的双腿每一摆动，凝脂般的皮肤便惊鸿隐现。我也被她身上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吸引，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耳边只听见藤井他们的啧啧赞叹声。
    “她根本没有注意我们这些小孩，顾自从我们面前走过，一种醉人的馨香飘过，让我无比神往。藤井他们马上绕道跑到前面某处，坐在那里装作路人等她。”
    “她就是你说的那位军官的遗孀？”玲子打断我的叙述。
    我点点头。
    “对一个成年女人那么感兴趣？”玲子问。
    “是啊，到现在我也奇怪。”我说，“那时学校有很多谈恋爱的人，周围几个漂亮女孩对我有意思，我没有任何兴趣。但看到那女人，却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别只顾讲故事了，”玲子指指沸腾的火锅说，“多吃点东西。”
    贝贝吃饱喝足，早就偎在玲子身边睡着了，玲子轻轻地抚摸着它。看着这一人一狗相互依赖亲近的样子，我自己也感到十分温暖。心想要是直子在就好了。
    “也许你有点儿早熟，喜欢成熟点儿的女人，要么就是有点儿恋母情结。”玲子笑着说，“渡边君，最早喜欢一个人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好像是在七岁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人？”玲子问。
    “我们的数学老师，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她的牙，一看到便觉得特别亲近。所以她讲课我听得特别认真。”
    “现在还喜欢？”玲子问。
    “早就不喜欢了，”我说，“去年我还见过她一次，说句冒犯的话，我甚至觉得那种牙齿有些丑陋。”
    “总会变的嘛，能理解。”玲子说。
    “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注意她，从别人口中逐渐了解了她的过去。”我接着往下讲，“她丈夫叫和田，是一位军官，１９４５年在前线战死。她不是本地人，是和田在部队上认识的。当时父母对她的婚事极力反对，她誓死不屈，最后与父母断绝关系嫁到我们这里。第二年丈夫就死了，那时她才十八岁，却再没有改嫁，一个人在这里已经过了十七八年。她非常善于保养自己，看起来起码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岁。
    “她精通女红，加上政府对死亡者家属的补贴，足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早上在附近广场上吃早餐，然后到菜市场买菜，下午五点钟准时出来，也是在那个地方买菜。关于她的情况，也就这么多。”
    “不过，听你这口气，”玲子说，“以后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反正就是挺喜欢她的，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说。
    “就这样，从未和她有过接触？”玲子问。
    “倒是接触过几次，也不值得一提。”
    “我说，渡边君，怎么变得遮遮掩掩的？你可不是这样的人啊。”玲子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吗？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好，”我说，“原原本本地倒出来，可别笑话。”
    “当然不会。”
    “摸清了她的起居规律后，那些日子我突然变得勤快起来，主动提出每天替妈妈买菜，其实是为了能在那里碰见她。但只是碰见她，我还不满足。于是就想与她说句话。
    “有一次，我故意把衣服弄破，然后找她去补。那是我与她第一次说话。她在家里专门有一间屋子，接待来补或者做衣服的顾客。她的眼神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被她注视的时候，我仿佛感到她看见我心底全部的忧伤，并正在积极予以抚慰。她的手指细长，动作十分干练，做事的时候，嘴上还叼着一支香烟。那时候，很少有女人抽烟，可她的样子却那么自然。”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吸烟，你看到我才想起她？”玲子问。
    “不是烟的问题，”我说，“某种气质比较像，你俩。”接着往下讲：
    “藤井从此以后，将精力全部放在偷看和田夫人上面。他们管这叫‘看花’，并且派那个五年级的小喽啰随时注意她的行迹。在私下里，他们常常在一起，用各种下流的话编排她。我虽然也偷看和田夫人，却从未有什么坏念头，她在我心中是最美好的象征。
    “因此对藤井，我讨厌之极，与他们更加疏远了。我后来自己攒钱买了一架望远镜，常常一个人爬上她家附近的那座小山，偷偷窥视她在家里的行动。”讲到这里，我对玲子说，“你别见笑，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更多看到她而已。”
    玲子笑了笑，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但她却从未注意过我，特别是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目不斜视，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令我无比忧伤。一个人偷偷给她写了很多信，却从未寄出去，不是撕了就是烧了。”
    “可惜了，”玲子笑着说，“你写的信，我非常爱看，要是留下来就好了，恐怕很有趣吧？”
    “也许吧，”我说，“可是当时觉得烧掉是最好的方式。”
    “那时，我非常渴望自己的生活与她发生联系，渴望与她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总幻想这样一个场面：在某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她身陷困境，因为害怕危险，所有的人都不敢救她。正在这时，我出现了。英雄一样飞到她身边，将她解救于危难之中。她偎在我怀里，用感激依赖的眼神看着我。”
    “英雄救美是每个男人的幻想，没想到你这么早。”这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将火锅里的东西吃完，玲子笑着说，“渡边君，收拾完残羹冷炙，继续听你的英雄史。”
    我们将火锅收拾到一边，玲子说不用管，明天再刷。我提议两人聊点儿别的，“光听我一个人讲多没意思，今晚先聊点儿别的，这个故事明天接着讲。”玲子却不同意：“已经讲到最关键的地方了，索性一并讲完吧。”于是我接着往下讲。
    “后来，类似的机会总算来了。小喽啰后来有一天叫我，神神秘秘的，说要做一件大事，而且还是与‘花’有关的。我本来不想去，但一听与和田夫人有关，马上就答应了。
    “藤井家早已聚集了七八个人，乱七八糟地站满了客厅，所有人脸上莫名其妙地兴奋着。藤井坐在大沙发上，见人员已经差不多，便开始发言。在讲事情之前，藤井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任何人不能泄漏出去，如有违犯者，‘轻则暴打一顿，重则剁掉一根手指’。
    “讲完这些之后，藤井便开始讲正文：‘我知道，你们都喜欢看和田的老婆，但有没有想看一看她裙子底下是什么吗？’说到最后，他拉长声音。
    “‘想呀，太想了。’一伙人齐声说道，其实他们只是不想示弱而已，个个想要当坏孩子。
    “‘有没有想摸一摸？’藤井继续问。
    “他们‘哄’的一声笑了，个个‘嗷嗷’怪叫，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于是藤井讲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由那个最小的喽啰将和田夫人引到他家，其余人藏在家中，只等她一到，便一拥而上，将她捆起来。怎样藏身，怎样准备绳子等等，计划得清清楚楚。他们趁藤井父母今天不在家，准备下午动手。‘到时候让你们看个够，摸个够。’藤井说。
    “我在一旁默然听着，大脑中一片空白。怎么办？我问自己。我可不想让和田夫人受这些家伙的陷害。我一边应付着他们布置的任务，一边想办法脱身，去向和田夫人告密。
    “我寻了个机会，借口上街买东西，一个人溜了出来。一到街上，我就没命地向和田夫人家方向跑去：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将此事告诉她，以免引起藤井他们的怀疑。
    “我往前跑着，脑中闪现出和田夫人因获救而感激的表情，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不料刚跑了几步，就听见藤井在后面喊：‘渡边，你小子往哪里跑，想告密吗？’我回头一看，一伙人正从后面追过来。
    “我一下子慌了，但已经顾不了许多。只有拼命向前跑。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藤井在后面威胁说：‘站住，否则以后狠狠教训你。’心里一慌，我摔了一跤，我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我跑啊跑啊，已经丧失了意识，耳边只有风声。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最后已经精疲力尽，浑身是土，喉咙发干，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头脑中只有向前跑的念头和决不停止
    的决心。
    “这时和田夫人在眼前出现了，那样子好像要出去办什么事。我喉咙里发出了自己也听不清的喊声，脚下一软，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英雄救美可没那么容易。”玲子笑着递上一杯水，“不过，不管怎么说，和田夫人总算没有受到陷害。那后来呢？”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和田夫人正用药水擦拭我脸上的伤。‘你们这些孩子，玩闹起来真是不要命。’她一边皱着眉，一边为我端来一杯热水。看来，她是以为我们在闹着玩，还不知道藤井他们的阴谋。
    “我说自己腿疼，她让我脱掉裤子，看看伤口。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她嗔怪说，‘有什么难为情的？我都可以做你妈妈了，’自顾脱下我的裤子，仔细检查着伤口。
    “我满面通红地接受她的检查，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发根下的耳朵白得透明，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当时我突然想，要是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妈就好了。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种母性。虽然和田夫人没有儿女，却是一位很有母性的人。
    “她利落的双手为我的伤口涂药，像童年时享受母亲的抚慰。那种幸福的感觉飞上了天。我几次想将藤井他们的阴谋告诉她，自己又是如何因为救她而被追堵，让她以后小心，但踌躇了再三也没有开口，这件事便永远成了秘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倒得益于那次事情，它让我有了与和田夫人接触的机会。因为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常常去和田夫人家里去玩。”
    “不过，藤井那边，以后可有你受的。”玲子说，“藤井他们没有找你的麻烦？”
    “比起去和田夫人家玩，那算不了什么。”我说，“和田夫人家有很多书，她是一位爱读书的人。很多时候，我读她的书，她在一边做缝纫，那是我当时最为快乐的时光。”
    “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后来我就升高中，家搬到神户，与她仅有书信联系。然后升入大学，联系就更少了。算起来，她现在应有四十六七岁了。”经玲子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确实，自从升入高中，就没有回过西宫，有好几年没有见和田夫人了。
    “年龄比我稍大一点，一些方面倒是有点儿相似。“玲子沉吟着说。
    “她没事时经常一个人对着丈夫的相框自言自语，像是说给我听，又不像。”我说，“其实，她那时有很多是非，我当时不懂事，后来才知道的。毕竟，那么漂亮的女人，又是单身一人，最容易招惹口舌。就连我经常去她家，当时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我从来没见她与别的男人有什么不正当的来往。无论事实怎样，她都是我心中最纯洁的象征。”
    “能理解，”玲子掸掸烟灰，“你这种心情，我很明白。而且，心怀一分美好，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冲她笑笑，表示感谢。起身走到窗前，俯视街道，夜幕早已降临，窗外的旭川笼罩在夜色之中。没有东京的霓虹灯，没有汽车的喇叭声，小镇正缓缓进入梦乡。东京永远没有这样的夜色。雪地在黑暗中泛着微光，那几个玩雪仗的孩子，一定是忘记了回家，几个黑影子仍然在雪地上来回地跑，叫喊声依稀入耳。
    这里真安静。
    “渡边君，做我的听众？”玲子起身摘下挂在墙上的吉他，“知音难找的滋味真不好受，这段时间我可是憋坏了。”
    “我正准备洗耳恭听。”
    “想听什么？”玲子抱着吉他，摆好姿势。
    “鲍伯·迪伦，《答案在风中飘》。”
    “没问题，”玲子迟疑一下，“不过，渡边君，今晚只能在沙发上睡了，招待不周。”
    “能见到你，比什么都高兴，有什么周不周的！”
    玲子望着我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低头拨动琴弦，开始演奏《答案在风中飘》。
    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隔着窗帘的屋内，有一种透明的亮色。我沉浸在这种温暖的颜色之中，准备再小睡一会儿。耳边却听见玲子的声音：“起床啦，渡边君，今天带你去爬山。”窗帘“哗”的一声拉开了，明亮的阳光照进来，刺得人睁不开眼。
    “睡得好不好？”玲子俯身问道。
    “太好了，死心塌地一般，谢谢。”
    “我去准备早餐，一会儿来吃。”玲子一笑，转身去了厨房。
    洗漱完毕后，玲子早在餐桌等我了。早餐是煎鸡蛋、面条和绿豆粥。
    “人笨手拙，做的早餐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
    “已经很好了，谢谢。”
    吃完早餐，我想起玲子说今天爬雪山，问她：“今天不用上课了？”
    “请了两天假，你难得来一趟。”
    “害得你请假，老板又要克扣工资了，不好意思。”我说。
    “没什么，同学嘛，不会的。”玲子冲我一笑，“再说，对我而言，钱多钱少，又有什么关系？渡边君，今天穿暖些，爬雪山，冷着哩。”
    正说着，外面有“砰砰”的敲门声。玲子和我对望一眼，冲我摆摆手，起身打开门。两个大约七八岁、头上冒着白汽、穿得绒球般的女孩跳进屋子，携带着一身寒气。
    “石田老师，今天为什么不教我们上课了？”
    玲子俯身擦去她们脸上的水：“老师今天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要陪他，等几天再去教
    你们。”
    “我们也帮您陪客人玩，好不好？石田老师。”两个女孩仰起天使般的面孔，充满期待地望着玲子。
    “好，你们帮石田老师陪客人玩。”我俯下身摸摸她们冻得冰凉的脸蛋，转身对玲子说，“我喜欢孩子，反正爬山也是玩，不如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玩。”
    “说实话，我又何尝不愿意同她们在一起。”玲子对我点头表示同意，对两个女孩说，“好，你们就在老师家玩，不过，父母知道你们在这里吗？”
    “不知道，”为首的小女孩骄傲地说，“我们是偷跑出来的。”
    “这样不好，父母会为你们担心的。”玲子说，“快打电话告诉他们。”
    为首的女孩抱起玲子的电话，用小胖手拨通后，对着话筒嫩声稚气地说：“喂，爸爸，我是贵子女士，你们找到我了吗？”然后咯咯笑出声来，“我知道你们也找不到，我是从窗台下爬出来的。”
    “我现在在石田老师家里……干什么？陪客人玩。”女孩说到这里，将话筒递给玲子，“石田老师，爸爸要跟你说话。”
    玲子接过电话，说了几句请对方放心的话，便将电话挂上，又打电话给另一个女孩的家里，让对方放心。打完电话，她转身对女孩说：“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有事先给父母说，做听话的好孩子，好不好？”
    “好。”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回答。
    “改了就是好孩子，”玲子笑着拍拍她们的头，“老师去烧点水，让渡边叔叔给你们讲故事。”
    “好。”女孩高兴地围住我，“渡边叔叔，讲什么故事？”
    我从未给小孩子讲过什么故事，脑子空空如也，没办法，只好从自己所学的戏剧中搜罗。
    “愿不愿意听英雄的故事？”
    “愿意。”她们坐在小凳子上舞着双脚。
    “从前，有一位罗马英雄，他十分勇敢，深受人们敬仰。冬天，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每天早晨他都要在冰冷的海水中横渡三次，从不间断。”
    “他游泳时穿不穿衣服？”为首的女孩问。
    “当然得把外衣脱掉，只穿游泳衣。”
    我刚说完，她们却咯咯地笑起来，让我摸不着头脑。
    “游三次，他的衣服还在河对岸呢，没穿衣服回家，爸爸会不会打他？”小一些的女孩说。
    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自己故事的漏洞，无奈地向走过来的玲子摊摊双手。
    “我们去跳舞，”玲子抱起其中大一些的女孩，“老师弹琴，你们跳，怎么样？”
    小一些的女孩不愿跳舞，还是想听我讲故事。玲子便和大点儿的那个过去。她打开钢琴盖，弹起一首轻快的舞曲，女孩便在地上毫无章法地舞起来，节奏踏得很对，舞姿笨拙可爱。那神情十分认真，好像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渡边叔叔，你会不会这样？”女孩似乎已经把讲故事的事情忘了。她睁着右眼，闭着左眼，“你会不会？”
    我照着她的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我耸鼻皱眉的样子很好笑，她被惹得咯咯直笑，双手乱舞，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我慌忙用手扶住她。
    “错了，错了，是睁右眼，闭左眼。”她说。
    经她一说，我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反了。于是开始按她说的做，却发现自己只能睁左眼，闭右眼，像女孩那样，两样都能来，还真做不到。
    女孩又咯咯地笑起来，止住笑后，让我注意看。她自如地从睁右眼闭左眼，转换到睁左眼闭右眼，毫不费力，确实非同一般。
    “我们班只有我能做到这样。”她骄傲地说。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从座位上挣下来，跑到镜子旁边，两只眼睛对着镜子不停地眨。
    “你在做什么？”我问她。
    “渡边叔叔，你能看见自己睡觉时的模样吗？”她仍旧闭着眼。
    “我做不到，谁能看见自己睡觉时的样子呢。”
    “我就能。”她昂着头自豪地说。
    “噢，”我说，“你用的什么办法？”
    “你先闭上一只眼，然后，再趁自己不注意，迅速闭上另一只，就可以了。”她说，“不过这样只能看见一小会儿，能看见一大会儿的办法，我正在想，想出来再告诉你。”
    “好，好。”我笑得快直不起腰来了。
    睁眼游戏过后，我们又玩“钓鱼”。所谓的钓鱼非常简单：她装鱼，我装钓鱼的老头，手拿一根凉衣杆作鱼竿。为了逼真，她一定要为我画上红胡子，戴上白色的小帽；自己则在额头上画了一个红点，当作金鱼。她在地上爬来爬去，每次碰到衣杆，就会“咯咯”笑着跳进我怀中，以作钓到鱼的象征。我甚为奇怪，如此枯燥的游戏，她却乐此不疲。
    中午，女孩父亲打电话过来，准备将女孩接回家吃饭。不一会儿，两个女孩的家长都来了，临走，她们还恋恋不舍，说下午再来。
    “我喜欢孩子。”看着女孩的背影，玲子叹道，“算起来，我的女儿应该十三岁了，不知她现在怎么样。”
    “有细心的父亲照料，她一定会健康成长的。”我安慰她说。
    “但愿。”玲子又叹口气，转身准备午餐。我也跟过去，准备帮忙，打她的下手。
    吃午饭的时候，女孩父亲来电话，说怕给石田老师添麻烦，女孩下午不过来了。随即那边换了小女孩，要我接电话，说要“亲自与我讲话”。我忙放下筷子，从玲子手中接过话筒。
    “我下午不能来了，你自己玩吧。”她说。
    我止住笑，“为什么？”
    “我下午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能透露一点儿吗？”听到她那稚气又严肃的声音，我止不住想逗逗她。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对方压低声音，“要为我保守秘密噢。”
    “好，我保证。”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谁？”
    “火星人。”女孩的声音小得像耳语。
    放下电话，玲子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问我何故。我将女孩的话复述一遍，她也乐得前仰后合。
    “遗憾的是下午时间太短，爬不了山了。”玲子说，“明天再去吧。”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爬，下次再说吧。”我说，“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准备明天回去。”
    “莫不是我照顾不周？”
    “哪里，”我慌忙说，“旭川这么好，我都有点喜欢它了。”
    “那就再呆一天，反正我明天还有一天假，”玲子笑着说，“还是直子的魅力大，我一个老太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是不是？”
    我拗不过她，只好同意。
    没想到第二天下雪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大片雪花自空中飘洒落下，远处结满冰凌的树枝又披上了一层白雪，那景色简直像在画中一样。
    “你看，渡边君，天留你，想走也不成了。”玲子笑着说，“不过，这么大的雪，去爬山就有些困难了。”
    “索性就在家里呆着，”我说，“看雪景也不错，这还是今年冬天第一次见到雪呢。”
    “本来要领你去见一个人呢，看来是去不成了。”
    “什么人？”
    “一个登山爱好者，正经有些经历呢。”
    “只好下次再见了，”我说，“这么大的雪。”
    “也好，”玲子沉吟一下，“渡边君，来个对饮赏雪？”
    “正有此意。”
    玲子在窗前摆一张桌子，从冰箱里拿出平时准备的朝鲜小菜。伸手拉开窗帘，窗外白雪将屋内映得通明。
    “这么冷的天，可要喝白酒，渡边君，威士忌如何？”
    “好。”
    我们看着窗外，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感到其中似乎隐含着一种倔强不屈的生命力与意志力。
    “渡边君，弹一曲，助助兴？”玲子问。得到我支持后，转身拿琴抱在怀中。
    “我都快成酒馆里的歌伎舞町了。”她笑着自嘲，不待我点曲，便弹了《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既往地震撼着我的心。
    “渡边君，”玲子看着我的眼睛，“还是忘不了直子？”
    “还不是你？又弹直子最喜欢的这首曲子。”我整理一下情绪，笑着说，“那个登山爱好者，讲一讲？”
    “我周末一人常去雪山脚下，在那里认识的。”玲子说，“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故事，只是见那人对自己的沉痛经历举重若轻，觉得奇怪罢了。”
    “登山遇难？”
    “是啊，”玲子用低沉的音调说，“他从十八岁开始登山，到二十七岁，积累了丰富的登山经验。耳闻目睹周围好多人死于雪崩，本人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被圈内人称为‘登山王’。”
    “也算是位英雄了。”我笑着说。
    “那当然。”玲子说，“但后来，却遇到一次事故，彻底改变了命运。
    “那次是去登旭岳，北海道的最高峰。就要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雪崩。”
    “他不是没有遇难吗？”
    “可遇难的是他的未婚妻，”玲子说，“那也是一位登山老队员，两人本来约好，登完旭岳后挂靴结婚，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拆散了这一对鸳鸯。
    “未婚妻掉下雪坑，被埋在雪堆里，他们齐声呼喊她的名字，她一边回答，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声音从雪堆里发出来，大家却无法判断这呼唤来自何方。
    “他疯狂地扒着周围的雪，可哪里能找得到？后来未婚妻开始在雪中唱他们在一起经常同唱的歌，他流着泪扒雪跟着合唱。同行的人知道寻找无望，这样下去，活着的人也会有危险，便将他强行拉开。一行人心碎地离开，身后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直至听不见。”
    玲子停了一下，仿佛在回味当事人的那种感觉，“渡边君，我觉得，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许一生都无法抹去心头留下的烙印。”
    我点点头。
    “从此，他再也不登山了。在旭川这座小雪山脚下盖了一间房子，为来往的登山者提供方便。最心爱的人近在咫尺，一步之遥，眼睁睁地看着她沉下去，直到不见，却无能为力，也许这件事给了他心灵一次最大的冲击吧。那件事至今已经有九年了，他早已年届不惑，至今仍是孑然一身。”
    “忘不了那次经历，忘不了未婚妻？”我说。
    “你说得对，”玲子喝一口酒说，“可这位有一点儿与众不同，换了别人，一定会对沉痛往事只字不提，以免勾起伤心；就连周围朋友，与他在一起时，也一定会刻意回避相关话题，以免对方难过。
    “他却不然，总是主动与别人谈起这段往事，好像惟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逢人便对往事大谈特谈。死去的朋友、未婚妻，一概成为他的话题。他谈他以前的桩桩趣事，包括死者生前对自己不好的地方，还开他的玩笑。甚至连隐私也在他的议题之中，什么未婚妻做爱时喜欢的体位啦、特殊的癖好啦，凡此种种。仿佛死者仍然活在身边，与之对话、开玩笑。渡边君，你见过同死者开这种玩笑的人吗？”
    “怀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说，“也许这样，能减轻往事在他心中形成的压力，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但周围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玲子说，“不过，人还是好人，讲起话来非常风趣，很有爱心，喜欢孩子，自己还收养了几只在大街上无人认领的残疾动物，屋子里俨然成了一所动物园，特别热闹。每日除接待登山者外，自己就在屋内看书、弹琴、逗那些动物自娱。做饭功夫甚是了得，我在他那里吃过几顿饭，手艺正经不错呢。”
    “有机会我一定去尝一尝。”经玲子这么一说，我对这人也产生了兴趣。
    “没问题，”玲子说，“明年二月份来，正赶上札幌举行冰雪节，听说可热闹了。”
    正说着，电话响了起来，玲子起身拿起话筒，与对方讲了几句，然后将话筒递给我：“贵子，找你的。”
    “渡边叔叔，你好，我是贵子，”对方奶声奶气地说，“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我说，“你那么乖，我怎么会忘？”
    她在那头又咯咯笑起来，“你什么时候回东京？”
    “明天。”我回答，“我还会回来跟你玩的。”
    “等着我，明天我来送你，好吗？”
    我说好。
    “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放下电话，我笑着对玲子说，“又礼貌，又聪明。”
    “渡边君，这么喜欢孩子？”玲子笑着说，“你这人又诚实、又有爱心，我敢保证，以后准会是个好丈夫。”
    我笑了笑，想起“登山王”，觉得其对死者的态度颇有意思。于是向玲子提议，两人像在阿美寮直子在时那样谈话。
    “说不定直子就在我们旁边呢。”我开玩笑说。
    玲子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当直子就在旁边，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开始还像那么回事，后来渐渐有些偏离，干脆一同讨论起直子来。历数她的优点与缺点，仿佛在议论一件新买的东西，衣服、家具什么的，心情也慢慢轻松。我发现，如此对待死亡，确是怀念死者、减轻痛苦的最好方式，那位“登山王”太聪明了。
    “这样直子会不会生气？”玲子问。
    “不会的，”我说，“她坦荡若砥，从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有人指出，甚至会高兴呢。再说，能被我们记住并这样谈论，她说不定有多高兴呢。”
    “那好，”玲子抱起吉他，“《挪威的森林》，直子最爱听的，老规矩，可要交钱的。”
    “好。我代付。”我说着，将一百元钱放到玲子那边。
    我们这样弹一会儿聊一会儿，尽兴而止时，起身走到窗前，发现雪停了，黑夜从天而降，旭川像一位处子，慢慢合上眼睛，正准备悄悄进入梦乡。
    我决定坐火车回去，第二天，和玲子在车站离别。那个小女孩贵子，果真没有食言，大老早拉着爸爸来玲子家等我。与玲子话别后，我抱起贵子，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头也不回踏上火车。火车开动，“多给我写信”玲子在后面喊，他们渐渐在视线中消失，我坐回座位，发现自己已泪流了一脸。
    中午，在车上吃过午餐，我睡了一觉，醒来后拿出玲子送我拉赫的唱片，仔细阅读上面的简介。看累了，便将头仰在座位上沉思。
    此次见到玲子，我隐约感觉到一些变化，与上次在东京时相比，她对男性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与疏远。也许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外面的世界吧，我想，毕竟，开始新生活，总有些困难的地方。火车呼啸着前进，我将头伸出窗外迎风前瞻，沿途景物快镜头般纷至沓来，树木和村庄纷纷向后倒去。
    我微闭双眼，向窗外伸出双手，想象着直子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