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的女人-缅北篇

 
  面对着这对老缅共夫妻，特别是赵明副总书记，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老党员，我肃然起敬。赵明的面容始终荡着长辈慈祥的笑纹，言语朴实无华，没有丝毫高官架子。看他的卷曲头发，紫檀木般的皮肤，深陷的眼睛不太像佤族。问知他是缅甸的克钦族（类似我国景颇族）。 
  他们夫妻的诚挚宽厚，逐渐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感。听说赵副总书记马上就要到佤邦总部开会。事不宜迟，我和青子像两个撒娇的女儿搀拉着赵副总书记和吴部长到花草凋零的院落拍照留影。花园里散乱地堆着些沙灰、碎石、水泥等建筑材料。吴部长说她家准备翻修房子。 
  金三角的四月，犹如家乡的酷夏，我和青子的脸被烈日灼得发红。这对老革命夫妻也热得汗流满面，但他们依然随和地听从我们的安排，耐心地站在发散干焦气息的植物丛中，拍了很多照片。总部来接赵副总书记开会的车已等候在旁，直待与我们合了影，他才在秘书、警卫、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登车。到车里，不忘放下车窗，与我们举手示别。 
  回到柱廊茶座，看到两个中年女人坐在桌旁絮絮叨叨，像两个扯家常的家庭妇女。见我们过来，不响了，坐直身板，双手并膝，目光齐刷刷地投过，露出军人的痕迹。吴部长说她俩也是原娘子军连的，是周主任打电话邀她们过来参加座谈的。 
  吴部长介绍肩宽体健、阔脸大眼的女人，是现任佤邦后勤部总会计辛××。大眼女人对我们绽开爽朗的笑容。另一个身材瘦弱，白黄面皮，有点憔悴的女人，尤××，现任佤邦后勤部财务处处长。瘦女人目光低垂，唇角挤出一丝笑。 
  我说不是座谈是闲聊。吴部长笑眯眯地说，都一样。 
  瘦女人问，聊什么？ 
  我答，聊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老公，你们过去打仗的事情…… 
  大眼女人问，不会写到书上吧？ 
  我说，你们曾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在战争年代，你们如何战胜女人生理、心理的弱点，和男人一样行军、打仗的，你们的爱情、婚姻…… 
  青子插嘴，你们用什么化妆品？我又笑问，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两个女人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们担心什么？ 
  吴部长凝神天边一朵白云，若有所思。我很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以貌取人，她们看不到半点精彩，包括吴部长在内。她们的外表，与我心目中的红色娘子军女战士英姿飒爽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她们就像菜市场遇到的家庭妇女充其量是街道办事处的普通工作人员，平淡无奇。其实她们都不简单，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大眼女人说话像山崖瀑布，顺流直下，开朗健谈。她说自己和吴桂荣是老乡，中国贵州人。我们这才知吴部长也是中国人，难怪她的汉语说得那么好。 
  辛××说自己还是女学生的时候，响应毛主席“支援世界革命”的号召，于1968年从贵州来到缅甸（内幕不详）。在娘子军连出生入死，总算熬过来了。老公也是老缅共了，以前在特务营，说到此她流泻的话语戛然而止，阴影罩上开朗的面孔，眼眶略红地看看她昔日的上司和战友。她俩忙把视线移开。一片静默。   
  哦，过去的岁月……(2)   
  我心中疑惑她的丈夫是不是牺牲了？不敢追问下去。 
  体瘦清秀的女人尤××寡言淡语，问她一句，她就说一句，断断续续的像山涧的小溪流。似乎在说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她是缅甸华侨，“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昆明华侨补校上学，1969年知青下乡插队时，她与同是华侨的男同学跑回了缅甸，一起参加了缅共。后来这个同学成为了她的丈夫。他们共同在缅共人民军并肩战斗。 
  “我在娘子军连结婚、生子、行军、作战，1989年人民军变成了佤联军，就这样过来了。”纤瘦的尤××有着华侨特有的语调，很好听也很伤感，似乎还有点接不上气。 
  看她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样子，真难以置信她瘦弱的肩能荷沉重的枪支弹药，它们不会将她压散了架？得知她在丛林近距离遭遇敌人，与五大三粗的男人血刃搏斗，关键时刻扣动扳机，转危为安、敌亡己存的经历。我不由地望着瘦小苍白的尤佩服地说“你真勇敢！” 
  她淡然一笑：“不是勇敢，是保命。” 
  “现在老公退伍买了一辆车，跑跑运输生意，日子马马虎虎可以对付。”尤简单地结束了自我介绍。一个娘子军女兵人生中的大起大落，竟如此低调地浓缩在寥寥数语。 
  吴部长的故事却跟她们不同，这要先从她的丈夫赵明说起。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由于不敌政府军的军事打击，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做了安置。那时的赵明已是缅共克钦族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在中国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批准赵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证书。他被安置到了贵州的某地工作。通过组织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尚是学生的吴桂荣。 
  吴桂荣虽然还是某技校稚气的学生，但已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热情、进步、单纯的女孩，是党的女儿，是忠于党的好孩子。 
  1962年，吴桂荣通过党组织的介绍安排，自愿与赵明结为夫妻，平淡恩爱地生活了六年。一天，妻子整理丈夫的东西时，偶然发现了周总理亲手签发的那份批准丈夫加入中国国籍的文件，知道了丈夫的真实身份。丈夫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至结婚六年后，妻子才发觉每天与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竟是一个外国人。 
  “当时我年轻幼稚，思想不成熟，感情一时接受不了，责备老赵，夫妻这么多年，这样的大事为何隐瞒？！一股劲地跟老赵怄气。”吴部长恬静平和，低头抿了一口茶，“其实这就是老赵讲党性、讲原则的地方，理解了，也就谅解了。”她笑了，眼尾皱纹掠入太阳穴。 
  吴部长谅解丈夫对组织的忠诚胜过夫妻之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分裂为无数个人生活冲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这样对组织的忠诚方式不容置否。党性原则高于一切，对党的忠诚比夫妻之间的忠诚重要，我深信不疑吴部长对丈夫的理解是出于崇高的信仰，丝毫没有作秀的成分。这对于当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在变革过程之中的人们，难以理解。我无比敬佩吴部长，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直率地说，我达不到。 
  我内心始终有一种形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带着对人性的脆弱和永恒的感动，倾向平凡的自由，倾向个体生命的拓展，倾向维护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生命中可珍贵的：爱、理想、信仰、同情心、尊严感、自由意识……首先要尊重个人；忠诚的对象首选祖国、家庭、父母、爱人……而不是什么组织。所追求的是那种最私性的温暖和美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战胜不了自身人性弱点的小资情态。与吴部长的崇高境界相比，渺小得不足挂齿。像我这样的人，战争年代保不准是王连举、甫志高之流，“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狠狠踏上一只脚。 
  “就这样，1969年随着老赵回缅甸，参加缅共武装斗争，一晃三十多年，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婆，想起从前，恍如隔世。”吴部长说得云淡风轻，深情寓于其中。 
  我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前那个稚气、意气风发短发圆脸的女中学生，从和平环境的祖国城市投身到战火硝烟的异国丛林参加武装斗争。按我的理解，是她与组织分配的配偶——异国革命者的婚姻所致坎坷命运。她持不同看法，声称当时是忠于信仰，因为信仰才有婚姻，坚信自己跟随丈夫到异国打仗是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 
  她眼睛发亮，脸颊发红，皱纹荡漾，表明那些艰难的岁月，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近乎惊愕地听着吴部长谈到她的爱情婚姻竟然与信仰紧密相联，信仰替代爱情，就像圣母玛丽亚把自己献给上帝。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宁愿相信蒙田说的“任何信仰都是一种狂热，它使我们离开自我；一个人一旦信仰什么，就必然停止思想；哲理是一种不下决心的决心，它注定要否定友谊、爱情和社会生活。” 
  理想主义纯情的女中学生，出于对组织的热爱，嫁给了领导介绍、组织安排、而自己毫不了解的异国革命党人。这样的婚恋在文学作品中时有所闻，面对有如此经历活生生的女人，听着她娓娓道来尘封的往事，感受确实不一样。 
  吴副部长和赵明副总书记的婚姻是烈火中永生的革命婚姻。夫妻好比一把琴上的弦，在同一个旋律中颤动，在动荡的岁月里保持和谐。共同的革命理想代替了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武装斗争的艰难困苦为他们的婚姻上了一把牢固的锁。如今，身居要职的老两口相濡以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学习、工作。他们简单真挚的感情如同涓涓流水在悠悠人生静静地流淌，默默传诵着一个时代的传奇。   
  哦，过去的岁月……(3)   
  我问吴部长幸福不幸福？ 
  吴部长目光坚定、声音温和地回答，对自己的选择，至死不悔！ 
  多么崇高的境界。